序曲（第6/9页）

他也要求参与进他们的烦恼中，他也悄悄地抽烟，也愿意深夜里和他们一起在小巷里溜达；当他们心里像在打鼓一样去往郊区偏远的小酒馆，他偷偷地站在他们中间。对他来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自由的。这些都是家长们禁止他们做的事情。在长辈们的复杂体系中，家长的熟人会扮演起敌人和危险的角色，就像老师或巡逻的军人：他谦卑地让自己背负起他们的命运，而他其实早已从中解脱了。

自打从前线回来，独臂小子的心里就有某种渴望和不满足在悄悄地发酵。对此他从来没有详细谈过。埃尔诺向小团体报告，独臂小子经常去找鞋匠。他们在一起能一口气嘀咕好几个小时。当他们问起劳约什，他会结巴着回避这个问题，然后走开。小团体充满不信任地注意到了这个退步的迹象，即劳约什一次又一次地回去找那些成年人。劳约什不安稳地游荡在两个世界之间，小团体和成年人之间。好像他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样丢失了的、他却不知丢在哪里的东西。

贝拉说，他是在找他那条胳膊。

但是，这个愚蠢的解释得到的是大家的哄笑，于是，贝拉羞臊地闭上了嘴。那条胳膊已经不可能寻找了，难道他能知道它在哪里？最初肯定是放进了木桶，然后被丢进撒了石灰的大坑里。埃尔诺自信地说，人们不会如此热衷地寻找无关紧要的东西。阿贝尔一再强调劳约什是在找他的位置。因为他不能相信，他曾经如此渴望的一切：自由、成年人的特权，最后竟比不上他们小团体的。他在寻找什么，可能是他很久以前错过了的、没有找到，也没能在成年人那里找回的东西。

他们对成年人并没采用什么特别的称谓，“他们”——这个词本身就表示了那是谁……

他们对他们进行侦查，然后彼此交换信息，聊一些期待的进展和结果。假如那个永远戴着礼帽出门的大主教的秘书查多尔先生在路上跌倒在水坑里，那么对他们来说，就会像听说基津达伊法官因为牙痛已经失眠好几天了一样令人兴奋不已。他们并不挑选对象，也不轻易地原谅谁。他们达成了一致，在战争中，可以用任何武器来打击敌人。他们生活在战争中，但那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是独立于成年人的战争之外的战争；他们对此毫不怀疑。

劳约什是个间谍。他出没于敌人的阵营，然后忠诚地回来汇报。很少能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更猛烈的打击：敌人全副武装，残忍，并且不可信。他们的巨爪伸向他们，不久之后，那只爪子最终会将他们捉获。

演员来自另一个阵营；没错，他是从窗户爬进来的。他是成年人，有肚子，下巴刮得干净得发蓝，佩戴怀表，衣服很特别，还戴假发。经过长久的讨论之后，劳约什把他介绍了过来，而他们也以对待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会见了他。

很快，就在会面的第一个小时，他就提出使用“你”的称谓。他们警惕地站着。演员坐着，溜达着，夸夸其谈。他有着说不完的话。他抽着他们的烟，聊了很多城市，讲了很多段子。他讲剧院的生活，女演员们的八卦，并且透露了姓名和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应该被重视，因为这让他们看到了敌人隐秘的底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演员都十分可疑。他总是说些这样的词汇：大海，巴塞罗那，甲板，柏林，地下铁，三百法郎。演员说道： “后来船长走了下来，于是黑人们都跳进了水里。”这一切都显得非常可疑。演员说： “那时候我已经三天没合眼了，我的行李落在了热蒙注，我困倦难耐。后来，火车停下，我往车上瞟了一眼，看到站牌上写着：科恩。于是我想，科恩，回头让我们想想办法看。”这样的话可以听上几个小时。但是可疑却加重了，因为现实中所有的一切是另一副样子，至少在演员的现实中。他们所有的经验都与他相对抗，即在“他们”中间没有人可以信任。他们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了教训，敌军阵营的人只有在有所图的情况下，在惩罚或索取的时候，才会跟他们发生对话。总之，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有目的地与他们接触。很难相信演员会更愿意待在他们中间。他完全可以坐在咖啡馆敞开的窗户后，或嘴里叼着长烟斗，戴着礼帽在大路上漫步，他也可以在合唱团的姑娘们和女歌手们的爱情中逢场作戏；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带任何的意图，只是数小时地与他们争论。

他们在演员面前闭口不谈富尔察。他心甘情愿地爬窗户进出，因为他们无法公开会面。他们在街上也无法公开跟演员走在一起。如果他们跟演员一起散步，会招致老师们、亲戚们的训斥。演员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就合他们的窘境，和他们一起躲躲藏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