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消费时代的设计（第12/43页）

乌尔姆设计学院鸟瞰图。

乌尔姆的教员约瑟夫·阿尔帕斯（Josef Albers）在课堂上。

马尔多纳多在乌尔姆给视觉传播专业的学生讲课（1956）。

汉斯·古格洛特和学生们为波芬格公司设计的世界上第一套拼装式平板包装办公室家具系列。

乌尔姆的学生玛格丽特·科格勒（Margarete Kogler）1965年设计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海报。

1957年，汉斯·古格洛特和他的学生们为斯图加特的波芬格公司（Bofinger）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套拼装式的平板包装的办公室家具系统。这套家具系统对什么是“乌尔姆模式”做出最佳诠释：设计构思要在一个系统中进行，而在具体的细节设计中则要将大而复杂的系统分解成一个个相互配合、相互衔接、有固定模数关系的单体，以便用最简单的加工方式、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和制作，用最便宜的材料、最方便拆卸的方式进行包装，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产品在不同空间、不同状况下的弹性使用和空间安排。这种“从全局大处着眼——系统化，在个体细节上着手——精确性”的乌尔姆模式，今天已经影响到全球成千上万的生产厂家，影响到几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学院的建筑系也一直在探索模数化标准单体在公共建筑中的应用，为推动建筑的标准化、批量化做出有益的贡献。

这所规模不大，地处边远的设计学院虽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关闭了，但它仍被视为自包豪斯以后，欧洲最重要的设计学院，对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设计教育影响很大。乌尔姆学院在工业产品、工具、交通工具的设计和沟通交流系统的设计方面尤其影响深远，该校的典型风格——珍珠灰的亚光表面处理、可调整的支撑架、尽量少的装饰，以及非常纯粹的几何形状等，通过与该校关系密切的布劳恩公司（Braun）和克虏伯公司（Krups），不但影响了战后整个联邦德国工业产品设计的风格，而且对当代电子产品的设计仍有深刻的影响。

马尔多纳多于1967年移居意大利，在波罗格纳大学担任哲学和文学学院的教授至今。2009年春季，米兰的特兰纳尔博物馆（Triennale Museum）曾举办了马尔多纳多作品回顾展，向这位对设计教育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大师致敬。

在讨论联邦德国的战后设计时，我们首先讨论了这所学院，是因为它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①在包豪斯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了德国现代建筑、现代设计以社会目的为中心的传统，而没有像美国等一些国家那样，走形式教育为主的道路，因而延续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的社会工程式的建筑和设计教育体系的发展。

②以“解决问题”为设计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整合了科学与艺术，创建了一套创造性的设计教学方法。完全摒弃了传统上以艺术为中心的建筑教育和设计教育体系，首次将建筑和设计教育完全放在理工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来进行，使得设计教育成为一个严格的理性系统，而不是过去那种以艺术表达为中心的模式。

③确定了以建筑为所有设计教育之核心的教学模式。教育学生重视使用者的需求，理解和熟悉各种材料以及生产过程，掌握对多种可行性、多种选择的多元化思考方式，强调科学技术的严格性，培养学生的人机工学概念和设计美学修养，并与工业界建立密切的学术实践关系。

④代表了欧洲（起码是西欧国家）设计界不愿追随美国讲求流行式样的浅薄方式，而重在讲究设计的目的和观念，讲究设计的社会影响和长远意义，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追求。

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乌尔姆的试验与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形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乌尔姆学院所体现的是一种战后工业化时期知识分子式的新理想主义，与战前的包豪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其设想非常合理，但由于过度强调技术因素、工业化特征、科学的设计程序，而对人的基本心理需求考虑不足，甚至是完全忽略，因而造成设计风格冷漠、缺乏个性、单调刻板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目前不少德国的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建筑设计中仍时有出现，这是后来者需要认真总结的。

马克斯·比尔1956年为德国Junghans钟表公司设计的自动手表。

威廉·布劳恩-费得维格设计的灯具。

马克斯·比尔的平面设计作品——1944年设计的书籍封面。

威廉·华根菲尔德设计的ABC便携式打字机。

马克斯·比尔1983年为德意志银行法兰克福总部设计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