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消费时代的设计（第11/43页）

1958年，乌尔姆学院举办了第一次大型师生设计作品展。

乌尔姆师生作品——汉莎航空公司的标志。

马克斯·比尔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设计的海报。

展览上展出的学生克劳斯·克里潘多夫（Klaus Krippendorff）的毕业设计——农用机械。

乌尔姆学院的学生尼克·罗伊里奇德（Nick Roericht）1958年的毕业设计作品——旅馆用可堆叠餐具。

乌尔姆的第二任院长是来自阿根廷的设计家、设计理论家托马斯·马尔多纳多。

1922年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托马斯·马尔多纳多于1954—1967年期间担任乌尔姆校长。他是一位画家、设计家、设计理论家和设计教育家，在发展理性主义设计教育体系方面更加激进。他认为设计应该，而且必然是理性的、科学的、技术的，认为这个学院应该完全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目的是要培养出科学型的设计师，为联邦德国的建筑和工业发展服务。他希望通过开设规划理论、人类感官的感知理论，以及符号理论等课程，在科技和设计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取得平衡。让未来的设计师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现代设计所要对准的目标早已超出了一把椅子，或是一盏台灯的范围，在设计师需要面对的大工业生产过程、大市场活动范畴中，他已经不能再将自己看成是一个艺术家，或是一个超人。他必须学会团队工作，必须懂科学，必须和研究部门、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结成同盟。

马尔多纳多等人（以一批理论课程的教员为主）认为训练的基础应该是市场学、研究能力、科学与技术、生产知识、美学等五大方面，目的是为工业文明服务。他的努力，经过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发展，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被称为“乌尔姆模式”（Ulm Model）。他的这些设计教育理论，在他的论文《乌尔姆，科学和设计》（Ulm, Science and Design , 1964）中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他就任院长的期间，学院基本抛弃艺术课程，代之以各种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课程，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机械原理、材料学、人体工程学等等，基础课程也着重学生的理 性视觉思维培养，强调设计的企业性格、工业性格、批量生产的特点，却压抑了学生的设计个性。设计程序的科学化、系统化，规划方法论被提到空前的高度。

马尔多纳多曾写过几本著作和一些论文，谈到自己对乌尔姆学院在教育和设计上的一些设想和探索过程，比较重要的有《乌尔姆，科学与设计》（Ulm, Science and Design , 1964）、《工业设计重新思考》（Industrial Design reconsidered ）、《建筑是文本吗？》（Is Architecture a Text? ）、《走向生态理性主义》（Towards an Ecological Rationalism ）等。他的《技术与文化：在俾斯麦和魏玛之间德国文化的辩论》（Technique and Culture, the German debate between Bismarck and Weimar ）和《赫德罗多科索》（The Heterodoxo , 1998）则着眼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方面，来看待设计教育和设计的改革。

学院内部的争执不但影响了教学活动的进行，也在社会上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先是巴登-符腾堡议会要求学院并入乌尔姆工程学院，后来连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也被取消了。最终导致乌尔姆学院在1968年关闭，大部分科系转入其他院校中。

虽然15年的时间（1953—1968）不算很长，但乌尔姆设计学院在设计教育上自成体系，充当了战后设计教育和设计思想的实验室，并成为凝聚当时德国富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的中心。15年中，乌尔姆设计学院成功地、全面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不仅是影响了每个居民家中的家具和电器用品，而且影响了人们在学校、办公室、工厂、医院以及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里的行为。学院师生的许多设计成果不仅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而且成了市场上的常青树。看看仍在城市里纵横行驶的汉堡地铁系统，看看布劳恩公司样品间里琳琅满目的陈列品，特别是著名的布劳恩音响系统。看看柯达公司著名的产品旋转幻灯盘——该产品一直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直至数码相机问世，幻灯机被插卡式USB所替代。当然也不要忘记世界各个高级酒店的餐具首选——TC100。当人们飞行在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上空时，一定有机会见到那只一飞冲天的蓝黄两色长脖子鸟——汉莎航空公司的标志和所有企业形象设计，这些都是在乌尔姆学院完成的。

马克斯·比尔1954年设计的乌尔姆小凳（Ulmer-He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