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12/18页）

二十多年来，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令人恶心的反犹太人文章。空前绝后的种族主义偏见的妖术达到如此腐烂的极限。在它的全盛期，《突击手》每期销售50万份，用令人毛骨悚然的犹太人不检点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故事来取悦它的读者。这些故事包括祭祀杀婴、强奸、金融操纵、邪恶的政治阴谋，等等。菲利普· 鲁普雷希特（笔名FIPS）是画刊的漫画家，他通常把犹太人画成矮小、肥胖、丑陋、胡子拉碴、流口水、无精打采、性反常、鹰钩鼻、猪眼、凸嘴唇的样子。为了将犹太人非人化，他还把他们画成蛤蟆、吸血鬼、秃鹫、昆虫、蜘蛛、细菌和毒菌。其他钝化读者的策略包括显示犹太人缺乏任何真正的人类特性，比如爱情、欢笑、忠诚、友谊、同情，把他们描绘为只有身体上的冲动，暗示他们因此在道德上受到污染，并根据上述推论，主张他们不适合在正直的德国人的社会中生活。

施特赖歇尔相信犹太人是生物学上的恶魔种族——最初是长着“半人样的”魔鬼。这种信念绝不是变态，而是在种族倾向的右翼不断发展的信仰。在与施特赖歇尔或者希特勒相似的人那里，这一妄想似乎追随着某种发展进程：一开始是流行的歧视性偏见，即犹太人因为他们奇怪的宗教信仰和尖刻的商业行为，是人们不信任的疏离的局外人；后来是完全膨胀的妄想，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是反种族的，他们构成了德国患病民族身体中的脓肿。一旦犹太人的仇恨者把许多一般德国人共有的“大众歧视性的”偏见转变为“生物学种族的”犹太恐惧症，他们也就把偏见转变为致命的心理强迫症。

在名为《戴着面具的宗教》（1924）这本没有名气的书中，卡尔· 克里斯蒂安· 布里把这一犹太恐惧症的妄想描绘为一种变态的宗教再神秘化的表现，认为犹太恐惧症患者实际上企图用自己重新具有活力的种族主义基督教替代古老的基督教。犹太恐惧症在这一新的宗教中构成了关键的因素，因为它向所有的人解释了世界的邪恶。布里用餐桌上的盐罐子作为类比说明了强迫症的犹太恐惧症。他指出：正常的人只是看到一个盐罐子；但是犹太恐惧症患者没说多少话就总是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犹太人在腓尼基时代就在食盐的贸易中欺诈，甚至在今天的食盐行业犹太人雇主的比例还高得惊人。布里认为，这样的人肯定不能只看到一个普通的盐罐子，而是必须给其核心的、经常发作的强迫症一个通风口，那就是犹太人邪恶的影响。

不再看到简单的人类，而是看到恶魔般种族怪物的德国人，从现实逃到神话幻想的世界。他们接受了非理性的、有着其独特信仰和礼拜仪式的宗教。在检验纳粹领导人及其核心追随者类似强迫症狂的心态时，詹姆斯· M. 罗兹认为，推动纳粹主义的动力是世俗的千禧年信仰，它类似于在《圣经》，尤其是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建立的末日意识。那些显示这类意识的人相信自己是离奇古怪的大灾难的牺牲者，形成了相应的灾难综合征，体验了神秘的启示，邪恶的力量引发了他们的苦难；并从他们的启示中知道，他们是被选出在善恶大决战中面对和战胜邪恶的力量；最后他们坚信，他们将引领出一个天堂般的存在秩序（新耶路撒冷和千年帝国）。罗兹令人信服地显示，纳粹分子以及许多德国人，完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来的灾难性世界所扭曲，他们真诚地相信邪恶的力量要灭绝他们。依靠特别的启示，并以他们所相信的非理性认识形式，比如种族直觉、“血统的呼唤”、神奇的洞察为依托，他们进而揭开了幻觉的面纱；除了其他方面，他们发现犹太人是主要的给德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人。犹太人是“有着许多头的怪物”。纳粹警告道：一个头是犹太人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其他头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共济会、和平主义，以及其他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力量。纳粹相信，这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要么是真正的、要么是有嫌疑的犹太人。他们用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煽动无助、迷失方向的大众，摧毁了帝国，建立了控制在犹太银行家、零售商、百货商场巨头、左翼知识分子和出版大亨手中的腐败政治体制。

拯救之路开始是揭露“犹太人的邪恶”，最后是将犹太人灭绝。在希特勒及其核心追随者的心中，这不仅涉及去除犹太人的“感染”，而且要沿着健康的种族路径彻底地重建德国民族。纳粹分子实际上相信他们能够通过种族优生学，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创造新型的雅利安人，从而获得自我的神圣化和永恒。当然，这种种族千禧年的前提条件是终结种族污染。纳粹的种族主义者相信，德国人的血统已被与犹太人的性行为所污染。当然，这种妄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和其他带有种族倾向的种族主义者那里就出现了，但是它还相对孤立，缺乏组织。1918年之后，这种妄想很快在德国相当多的人那里传播。甚至在这一妄想最终在纳粹运动那里找到归宿之前，它已经通过无数的小册子和流行的低俗小说得到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