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14/18页）

精确地测定许多类似充满仇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出版的图书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困难的。正如一些人所宣称的，有一件事是绝对错误的，即这些信仰被限制在政治右翼疯狂的极端分子那里。也不能认为极端的犹太恐惧症只是纳粹独有，因为证据清晰地指出它已经发生了变化，超出了纳粹的核心圈子。另一方面，偏激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阿道夫· 希特勒那里找到了致命的表现形式，这个人将他的强迫症变成了公共政策，这一点也是无可辩驳的。

阿道夫· 希特勒的犹太恐惧症

数年来，阿道夫· 希特勒的政治对手们狡猾地暗示他的血管里有犹太人的血液。1930年，希特勒咨询他的私人律师汉斯· 弗兰克，要求他调查这些指控，希望预先阻止对他的政治命运来说潜在的、灾难性的失败。希特勒已经把政治运动和毫不妥协对犹太人的仇恨捆绑在一起，假如有人发现这个最直言不讳的反犹太人的煽动者本身就是犹太人，他明显在冒一个彻底的政治信任的风险。据说，弗兰克调查了希特勒祖先的背景，并发现希特勒的父亲是玛丽亚· 安娜· 施克尔格鲁贝尔的私生子，而在怀孕的时候，她在格拉茨的一个犹太人家做厨师。弗兰克后来宣称，他的调查显示，那个名叫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人家庭从孩子一出生就支付了抚养费，因而心照不宣地承认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家里十九岁的儿子。面对这个消息，据说希特勒勃然大怒，抨击这个故事是公然的谎言，坚持认为他的祖母亲自向他保证这个故事是伪造的，她只是因为过于贫穷才接受了这家犹太人的钱。假如希特勒真的向弗兰克这么说的话，他明显是在撒谎，因为他的祖母在他出生前四十多年就去世了。然而，汉斯· 弗兰克的叙述清晰地显示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强迫症，包括他类似强迫症狂的恐惧：他自己可能已经被犹太人的血统“感染了”。

这种犹太人血统污染的恐惧在1938年7月变得更加明显。那时，希特勒合并他的祖国奥地利才几个月。奥地利土地登记局接到一份命令，对杜勒斯海姆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土地勘查，决定这块地方是否适合军事演习。次年，杜勒斯海姆的居民被强迫疏散，村庄连同树木茂密的村外被迫击炮弹炸得面目全非，又被坦克彻底碾平。杜勒斯海姆村庄是贫困的瓦尔德韦尔特尔的一部分，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边境之间奥地利的一部分，也是希特勒祖先的出生地。假如希特勒不想掩盖他最大的羞耻——他可能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其祖国奥地利胜利的征服者会支持去除其祖先的根，并让其父亲的出生地和祖母的墓地面目全非呢？

尽管对希特勒祖籍进行了六十年的研究，但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希特勒的家族中有让人质疑的犹太人的关联。其实这可能并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心理的关联是首要的。这种关联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使得希特勒认为他和德国人受到犹太人的感染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从希特勒自己的写作、演讲和他个人对不同人的谈话当中，我们发现他对普遍的犹太性问题，以及对自己特殊的潜在的犹太性问题有着非理性的强迫症。在希特勒每一次涉及德国不幸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他都特别把犹太人拎出来作为主要的罪人之一。他在这样的场合使用犹太人这个词的时候，都会采用恶毒的、表现其内心深处仇恨的声调。根据罗伯特· G. L.维特的观点，希特勒“感到犹太性是一个他体内的邪恶，是一剂需要清除的毒药，是一个需要清除的魔鬼”。

对犹太人的仇恨既是个人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希特勒谴责犹太人是因为作为战前维也纳一个不合格的艺术家的个人失败，同时也因为犹太人被假定的对雅利安文化的有害影响。当希特勒抵达维也纳时，没有工作、孤苦伶仃、无人爱恋，他开始将自己内在的缺陷和不满投射到这座城市相当数量的东方犹太人身上，这些人体现了每一件他仇恨的东西。他回忆道：“一天，当我走过城市中心的时候，突然碰上一个幽灵包裹在扎着腰带的长袖衣服里，头发卷曲。”他在想是否这个“幽灵”就是他在故乡林茨看到的更有德国人长相的犹太人。他告诉我们，他接着在想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否也是德国人。希特勒说，答案是响亮的“不是”。犹太人永远也成为不了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和宗教上是不同的，他们的差异是巨大的，性格是异己的，以至于必须用一切手段把他们从德国社会中清除出去。希特勒感觉犹太人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同时用自己的信念在感情上予以强化，这一信念就是他们散发着不同的气息，他们整个腺体是腐烂和攻击性的。注希特勒让自己沉浸在仇恨犹太人的通俗文学当中，他很容易得到像《德国人民报》和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的《女神奥斯塔拉》这样的小报刊。希特勒的眼睛很快就亮堂起来：维也纳“臭气熏人的”犹太人只是冰上的一角，是最深层的社会疾病最能看到的迹象。像水蛭一样，犹太人将自己吸附在德国社会的身体上，吮吸着它的血液。希特勒恶毒地认为，无论我们何时切开一个社会的溃疡，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小犹太人在里面，他被突然射进的阳光弄瞎，像居于腐烂尸体中的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