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15/17页）

显然，在卢梭的思想之中，立法者（圣）与主权者（王）是分离的，而主权者与行政者也并非合一。圣者（启蒙者）有权威而无权力，王者（主权者）有权力而无权威，政府的行政权力更是要在圣者和王者的双重监督之下施行。然而，在党国体制之中，立法者、主权者和行政者却是三者合一，革命党作为先锋队，既是教化民众的启蒙者，又是国家主权的掌控者，更是行政权力的施行者，集圣、王、相于一身。这是传统中华帝国中的帝王也不享有的权力集中，即使如明清之皇帝取消了相权，集主权与行政权于一身，在“正统”上拥有王之全权，但君主也非圣者，“道统”依然在士大夫手中，“道统”（圣）对“政统”（王）依然形成了道义上和舆论上的制约。然而，到了近代之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的“圣王合一”，既拥有崇高的神魅化权威，同时又拥有无限的立法与行政权力。

从苏俄开始、为国民党首先在中国实践的党国一体化制度，与其说是卢梭的思想遗产，不如说是霍布斯的“利维坦”的东方之子。在“利维坦”的架构之中，最高的、全部的权力皆归属于那个唯一的主权者。人民只是“间接的主权者”。公民除了生命和财产权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皆让渡给主权者，由他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管理国家。虽然个人有信仰选择的自由，但涉及公共信仰和国家意志，一定由大主权者来裁断。霍布斯的思想在西方缺乏制度性的实践空间，不期而然地在20世纪的东方找到了其灵魂的肉身。

革命后的第二天，最困难的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实现共和的理想和人民的意志。从民国初年的代议民主制、行政威权制，一直到党国代表制，现代政治中的公意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无法直接呈现，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政党、势力和独裁者所代表、所冒充。20世纪的中国没有解决这一永恒的困境，将这一难题留给了后人。

[1] 谈火生：《卢梭的“共同意志”概念：缘起与内涵》，载《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6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2—134页。

[3] 梁启超：《卢梭学案》，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507页。

[4] 参见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0年，第198—201页。

[5] 陈独秀：《论政党政治》，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02页。

[6] 在五四时期，对卢梭的公意思想有深刻了解和学理研究的，当推张奚若。张奚若在1920年发表于北京《政治学报》第1卷第2期的《社约论考》中，对卢梭的公意说作了准确、细致的介绍。参见《张奚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3—54页。

[7]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

[8] 高一涵：《民约与邦本》，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9]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

[10] 李大钊：《强力与自由政治》，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6—28页。

[11] 李大钊：《平民主义》，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54页。

[12] 参见［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中的社会想像》，李尚远译，第184—186页。

[13] 郑观应：《论议政》，《易言》，上卷，第45页，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页。

[14]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

[15]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见氏著：《王宠惠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16]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第10页。

[17]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见《梁启超全集》，第4册，第2503页。

[18] 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635页。

[19]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见《梁启超全集》，第4册，第2507页。

[20]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0页。

[21]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见《梁启超全集》，第4册，第2494页。

[22] 参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60、163页。

[23] 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