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17/17页）

[64] 李大钊：《调和之美》，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47页。

[65] 参见李大钊：《立宪国民之修养》《议会之言论》，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525—527页、507页。

[66] 李大钊：《暴力与政治》，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740页。

[67] 参见李大钊：《强力与自由政治》，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4、27页。

[68]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3页。

[69]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87页。

[70] 晚清之时杨笃生如此解释中等社会：“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惟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而主持本省之议论思想者，惟士林而已。”见杨笃生：《新湖南》，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29页。

[71] 关于研究系知识分子在1918年之后的国家建设构想，吴炳守作了很好的研究，参见吴炳守：《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建设构想及其实践（1911—1932）》，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3章。

[72] 张东荪：《司法问题与教育问题》，载《庸言》，第1卷第23号，1913年11月1日。

[73] 参见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4] 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159页。

[75] 朱执信：《我们要一种什么样的宪法》，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集，第515—522页。

[76] 朱执信：《国会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济方法》，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集，第604、587页。

[77] 参见顾昕：《“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主题（1919—1922）》，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507—525页。

[78] 朱执信：《中等社会的结合》，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集，第767页。

[79] 廖仲恺：《立法部之两院制、国民全体议决制及财务监督》，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仲恺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5页。

[80]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页。

[81] 转引自［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8—59页。

[82] 强世功在中国文化论坛第七届（2011）年会圆桌会议的发言，见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15页。

[83] 参见［美］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53页。

[84]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第474页。

[85] 谈火生：《民主审议与政治合法性》，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