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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的女儿也在里面。”汉森说。

朗贝洛和档案里都没提到汉森有个女儿。如果他向我们隐瞒了女儿的事，那就算是严重违反情报部的规定——不过天知道，那个时候情报部的规定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根本就不足介怀。尽管如此，汉森还是停了下来，在黑暗中瞪视着我，仿佛在等着我的指责。但我一句话都没说。我想成为他倾诉的对象，也许他已经等了许多年了。

“我还在当神父的时候，去过柬埔寨的许多寺庙，”他说，“在那儿我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女人，还让她怀了孕。当时还是柬埔寨最好的时候。西哈努克当政。我一直和她待在一起，直到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儿，我给她取名叫玛丽。我给了玛丽的妈妈一些钱，回到雅加达，但我非常非常想念孩子。我又寄了些钱过去。我给村里的头人寄钱，托他好好照顾她们母女俩。我给她们写信。我为女儿和她妈妈祈祷，发誓总有一天要好好照顾她们。一回到柬埔寨，我就把她妈妈接到了我家里，虽然这么多年之后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美貌。我的女儿有个高棉语的名字，但自从她生下来我就叫她玛丽。她喜欢这样。她很骄傲有我这么个父亲。”

汉森似乎很想向我表明，玛丽很接受她的这个欧洲名字。这不是美国名字，他说。是欧洲名字。

“我家里也有别的女人，不过玛丽是我唯一的孩子，我非常爱她。她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不过，就算她长得很丑，很没礼貌，我也会一样地爱她。”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有力，在我听来还带着警告的意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男人或是孩子，能让我这么投入地去爱。可以说，玛丽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我唯一全心全意地爱过的女人。”他在黑暗中盯着我，看看我是不是敢怀疑他的热情。不过我已经受到了汉森魔力的影响，什么都没有怀疑，而且把关于自己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包括我母亲去世的事在内。他在篡夺着我的身份，占据着我的头脑。

“一旦你接受了上帝这个奇迹般的概念，你就会知道真正的爱是不容置疑的。也许只有罪人才能理解这一点。只有罪人才知道上帝的宽恕是多么伟大。”

我好像明智地点了点头。我想起了耶日上校。我在想，汉森干吗非得解释他没法去质疑自己的女儿？他说起女儿的时候，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罪孽担心？

“那天晚上我开车从寺庙回来，虽说当时是旱季，孩子们却没在部落里等我。我有点失望，因为那天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想告诉玛丽。肯定是学校里在举办活动，我心想，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活动了。我开车上山回到院子里，喊着玛丽的名字。院子里空荡荡的。门房也没人。女人们做饭的锅也是空的，丢在支柱底下。我又喊了一声玛丽，然后喊了我妻子。再然后就随便乱喊。没人来找我。我开车回到了村里。我走进了玛丽的一个小朋友的家，又去了第二家、第三家，不停地喊玛丽。连猪和鸡都不见了。我到处找有没有血迹以及搏斗的痕迹。什么都没有。但我找到了通往丛林的脚印。我开车又回到院子里，拿起铁锹把电台埋在树林里两棵大树的中间，那两棵树连成一线朝向正西方，旁边有一个形状像人的老蚁冢。我憎恨自己为你们做的一切，憎恨自己说过的一切谎言，为你们的，为美国人的，现在也还是这样。我走回屋子，取出藏好的密码本和设备，把它们都毁掉了。我觉得很高兴。这些东西我也恨。我穿上靴子，往帆布背包里装了能吃一周的食物。我用左轮手枪朝着吉普车的引擎开了三枪，让车子无法开动，然后跟着那些脚印走进了丛林。吉普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因为车是你们买的。”

汉森独自一人出发了，去追踪红色高棉的队伍。换作别的人——甚至那些并不是西方间谍的人——即便他们的妻子儿女被绑走，在这么做之前也会考虑再三。但汉森不会这样。汉森只有一个念头，而且身为一个绝对论者，他想到了就去做了。

“我不能让自己远离上帝的恩赐。”他说。他这么说是怕我不知道，他只有拯救了女儿的性命，才能拯救自己不朽的灵魂。

我问汉森他走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起初他只是夜里走，白天就躲起来休息。但阳光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渐渐地他抛却了丛林中的常识，白天也开始走。一路前行的时候，他回想着玛丽经历过的每一件事，从她出生的那一晚开始：他把玛丽从妈妈的肚子里接出来，用一把宗教仪式上用的竹刀割断脐带，叫帮忙的女人送来了热水，好给女儿擦洗。既是神父也是孩子父亲的他用那水给女儿洗礼，给她取名叫玛丽，那是汉森母亲的名字，也是圣母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