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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下一盘棋好吗，哈瑞？”他问道，脸上仍然没有微笑。

“我只想和你谈谈。”我说，我的语气就像是和汉娜说话，或是和任何一个我想向他提出权宜办法的人说话一样。

“是正式的谈话？”

“嗯。”

他打量着我，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看过我这号人物一样。他的态度诚恳，并且是用他自己的时间。他好像是有很充分的时间——依我想，非常充裕的时间。他用他的时间来打量着我，就好像一个人打量着他在监狱里的室友，或是一个在一般礼仪派不上用场的世界中的审问人员。

不过，他的目光中既无回避之意，亦无羞赧之情。没有自大，更没有权谋。他的表现与上述的情形完全相反，倒似乎已经是永远设定在那个他以前偶尔漂移到的遥远地方。

“如果你认为还可以的话，我这里还有些冰的便宜酒。”他说着，后退了一下身，看着我步入屋内，然后他把门给关上，栓子拴好。

但他还是没有笑。他的情绪如何？对我来说，真是一团迷雾。我觉察得出来，除非他愿意告诉我，否则我别想从他那儿打探出什么，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讲，我所能够了解他的，仅限于我所能够掌握的；其余的，对我来讲，是个无穷无尽的未知数。

椅子上也有防尘罩，但是他把罩子都给拉掉，并且叠了起来，好像叠他的床单。据我多年的观察，凡是从牢狱中出来的人，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挥得掉他们身上的那点傲人之气。

“你们要什么？”他一边问道，一边从细颈瓶里为我们各倒了一杯酒。

“他们希望我能够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说，“请你解开一些谜题，给些保证，并且付给你一些报酬。”我原本想说的话，这会儿都说不出口了。“不管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还是你所需要的，”我说，“总之，为了将来，也为了现在，我们可以达成一些协议的。”

“我要的所有保证，都已经得到了，谢谢。”他挺有礼貌地说，说到那个让他颇感兴趣的字眼时，他的语调似乎提高了一点。“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行事的。我已经答应过他们把嘴巴闭起来。”他最后还是笑了。“我已经遵从了你的劝告，哈瑞。我已经成了一个保持长距离的情人了，像你一样。”

“我去了莫斯科，”我很努力地把话锋转到要谈的话题上，“我去了那些地方。看到了那些人。是用我的本名去的。”

“是什么？”他以同样的礼貌问道，“你的本名。什么名字？”

“帕尔弗莱。”我说着，刻意把那个“德”给略掉了。

他笑了，像是带着同情，也像是带着认同。

“本单位送我去莫斯科找你。是非正式的，但就像正式的一样。我问那些俄国人有没有看到你，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们觉得该是找出你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

我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并且确定他们有没有遵守规定。在莫斯科没有人存心兴风作浪，也没有消息糊里糊涂地走漏，或是搞出新闻噱头。

“我已经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你们了。”他说。

“你的意思是说写给维克娄、亨西格和大家的信？”

“是的。”

“嗯，我们知道如果你写过些什么信的话，那些信也都是在胁迫之下写的。看看那个可怜的歌德写的信。”

“胡说！”他说，“我写的信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想把话点得更明白一些，也把靠在我身旁的公文箱拉得更近了些。

“就我们而言，你表现得非常正直。”说着，我就从公文箱中抽出一个卷宗，把它放在膝盖上打了开来，“大家在受到胁迫的时候都会招供，你也不例外。我们对你所做的事非常感激，并且知道你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在业务上或是就个人而言，有多么大。我们认为你应该得到完全的补偿。不过，我们给你的补偿是有条件的。补偿的金额可能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他是从哪里学会用这种眼光来看我的？这么镇定？他自己似乎是泰然自若，但却把紧张传染给别人。

我把那些条件读给他听。这些条件正好和蓝道的条件相反。他必须留在英国境外，并且只有获得我们的允许，才可入境。最后，还要求他在六种不同的情况下要永远保持沉默。最后，我们带有一大笔钱让他签收——如果他同意，而且也只有在他同意永永远远闭嘴的条件之下，他才可以获得这笔金钱。

出乎我意料，在我念完之后，他并没有签。他听我从头到尾念这篇宣言时，早就已经不耐烦了，一只手就把我那支非常重要的笔给拨了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