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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来电了。他唱书包嘴。23那位提供情报的古巴人是一位爵士乐迷，就像巴雷一样。

还有，巴雷致奈德的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至今，这封信的去处仍然是一个谜团，因为那封信从未真正地入过档。并且在蓝鸟案子正式的记载中，并没有这封信的记录。我想，奈德是把信藏起来了。他太珍惜，所以不愿意把信归档。

这么说来，这篇故事也应该告终了，或者，这篇故事根本就没有结尾。在知道巴雷这件事的人所下的判断里，他必会成为莫斯科黑暗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里有令人不齿的变节者、间谍、被交易来的人、不被信任的人带着他们可怜的老婆和惊恐的幼儿，分享他们逐渐减少论及的西方乐事和西方回忆。

几年以后，他应该会在一个既意外又故意的场合被人看到。那个场合也许会是一个聚会什么的，一位幸运的英国记者很神秘地出现在那个场合。而且，如果时未移，势未迁，他会弄一些反情报来揶揄人，或者受命把一些胡椒粉泼在以前那些主子的眼睛里。

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派迪的继任者突然来了一封快电，于是胶着日久的状况一下子又明朗开来。电报上说曾经有人见过一位高个儿、棕色头发的英国男士，不但见过，而且还听过，在旧城里一家新开张的俱乐部里吹奏萨克斯。那是在他失踪一年之后的事了。

克莱福从他的床上被人拉了起来，伦敦和兰利之间的电报飞快地传递着。外交部应邀表示意见。外交部照做了，立刻有了定论：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你们的。他们似乎觉得俄国人比我们还有本事让巴雷保持沉默。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有的是叫人屈服的手段。

第二天，第二封电报进来了。这一次是由那位胖胖的米利都从里斯本发来的。那一位米利都很不情愿地与之保持联系的提娜，也就是巴雷的管家，已经接到指示，把房子打扫整洁，迎接主人归来。

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指示你的，米利都问道。

他打电话给我。巴雷先生也曾经打电话给她啊！

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你这个笨女人？

提娜既没有问，巴雷也没有说。她有什么理由问他现在在哪儿，如果他随时都会来里斯本的话。

米利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吓呆了。吓呆的还不止他一个人。我们通知了美国人，但兰利却像失去了记忆。他们几乎是这么问我们的：巴雷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种情报机构会对那些出卖机密的人做出严重报复的。嗯，有时候他们的确言出必行——虽然极少有对像巴雷这种等级的人施以报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听就明白，没有人——至少是兰利所有的人员——会希望把一位他们极欲忘怀的人重新塑造成一座灯塔。于是他们同意，最好还是收买他——而且不要让美国人插手此事。

我提心吊胆地爬上了那座扶梯。我已经婉谢了布拉克的保护和米利都虚情假意的协助。这座扶梯又黑又陡，对我不怀好意，而且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时间虽然还不到傍晚，但我们知道他在屋子里。我按了按门铃，但是没听见铃响，所以就用手关节敲了敲门。那是一扇矮门，门上嵌着厚厚的板子。它让我想起了那座小岛上的船屋。我听到屋内有人走动的声音，于是就立即退后了一步。虽然至今我不晓得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但也许是出于一种动物的自卫本能吧！他会不会很凶？或者会不会生气？或者会不会热情洋溢？他会不会把我推下楼梯？或者伸出手臂拥抱我？我那时手上提着一个公文箱，我记得把它从右手换到左手，就像是已经准备好要保护自己一样。虽然我已经摆好了这个架势，但是天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会打架的人。我闻到了新鲜的油漆味。门上没有窥孔，铁制的横木上泛着红光。除非他把门打开，否则他是无法知道门外站着什么人。我听到一个门栓滑动的声音，然后，门就往里开了。

“哈啰，哈瑞。”他对我说。

因此，我就说：“哈啰，巴雷。”这时我是穿着一身轻而薄的暗色西装，蓝色的成分比灰色的要多。我说完这句话后，就站在那儿等着他对我笑。

他瘦了，不过也更硬朗，更挺拔，因此，看起来也就非常的高，比我要高一个头。你是一个沉着的旅人，当时我一边等着，一边这样想。早年，汉娜就曾经这么说过，说我们两个都得要学着做一个这样的人。他以前那种不在乎的举动已经不见踪影。小空间给他的约束力已经显出了效果。他的容貌整洁，身上穿着牛仔裤和褪了色的板球衬衫，衬衫的袖口卷到了肘部。手臂上有点点的白色油漆，前额上也有一抹。我看见他的身后有一个梯子。梯子靠在一面涂了半白的墙壁上。房间中央放着堆叠起来的书和唱片，一块防尘布盖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