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六章（第10/11页）

“您不这样。”弗朗索瓦丝说，“您生来心灵很美。”

她思索了一下。

“您看，当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对于不被人放在眼里很容易屈从，但是到了十七岁，情况就变了。人们开始想真正地生活，由于在内心世界，人的感觉始终还是老样子，因而就愚蠢地渴求外界的保证。”

“什么意思？”格扎维埃尔问。

“人们寻求他人的认同，人们撰写自己的思想，人们把自己与公认的典范相比较。喏，您看看伊丽莎白，”弗朗索瓦丝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始终停留于这个阶段。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少女。”

格扎维埃尔笑了起来。

“您显然不像伊丽莎白。”她说。

“部分地说是如此。”弗朗索瓦丝说，“伊丽莎白使我们不舒服，是因为她对我们，对皮埃尔和我言听计从，是因为她不断地设计、制造自己。但是如果您稍有同情心，试着去理解她的话，从这一切中可以发现，为了赋予她的生活和自身以可靠的价值，她做的努力是愚笨的。甚至她对诸如婚姻、法律证明这些社会习俗的看重，仍然是出于这种忧虑而采取的一种表现形式。”

格扎维埃尔的脸色稍微有些阴沉。

“伊丽莎白是个爱虚荣的可怜虫，”她说，“这就是全部！”

“不，这恰恰不是全部，”弗朗索瓦丝说，“还应该理解这是从哪儿来的。”

格扎维埃尔耸了耸肩。

“试图理解不值得去理解的人有什么用。”

弗朗索瓦丝抑制住自己的急躁情绪。格扎维埃尔在每当人们宽容地或者甚至纯粹是公正地谈论另一个人，而不是她时，总觉得受到了伤害。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人都值得去理解。”她说，格扎维埃尔正赌着气侧耳细听。“当伊丽莎白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她惶恐不安，因为她所找到的仅仅是一片空虚。她不理解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相反地，她对其他人是从外部，通过内容充实的语言、行为和表情去观察的。这就产生一种幻觉。”

“真奇怪。”格扎维埃尔说，“您一般不为她找那么多辩解理由的。”

“但问题并不在于辩护，也不在于谴责。”弗朗索瓦丝说。

“我已经注意到了，”格扎维埃尔说，“拉布鲁斯先生和您，你们总是把人弄得很神秘，而实际上他们比这简单得多。”

弗朗索瓦丝笑了笑，因为这正是她有一天对皮埃尔的指责，说他随意地把格扎维埃尔复杂化了。

“如果从表面看他们，他们是很简单的。”她说。

“也许。”格扎维埃尔决定结束讨论，于是带着很礼貌但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她放下茶杯，以动人的神态向弗朗索瓦丝微笑了一下。

“您不知道女仆对我说的事吧？”她问，“就是在九号房间有一个人，既是男人，也是女人。”

“九号，怪不得她表情那么生硬，嗓门那么粗！”弗朗索瓦丝说，“而您说的这个人却是女人打扮。是这个人吗？”

“是的，但是她用的是男人的名字。她是奥地利人，好像在她出生时，人们不能肯定性别，最后宣布她是个男孩。后来到了将近十五岁时，她遇到了一件女人特有的事，但是她的父母没有去改户籍，”格扎维埃尔又小声补充道，“此外，她有胸毛和其他一些特征。她在本国很出名，人家给她拍了一些电影，她赚了很多钱。”

“可以想象，在精神分析学和性学蓬勃发展的时代，身为两性人在那里大概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弗朗索瓦丝说。

“是的，但是发生政治风波时，您知道，”格扎维埃尔茫然地说，“人家把她驱逐了。于是她就躲到这里避难，她身无分文，看上去她很不幸，因为她的心使她倾慕男人，但是男人根本不要她。”

“唉！可怜的人！真的，甚至搞同性恋的，她对他们大概也不合适。”弗朗索瓦丝说。

“她成天哭。”格扎维埃尔很伤心地说，并看了看弗朗索瓦丝。“然而这不是她的错，怎么能由于您生来是这样或那样就把您从一个国家驱逐出来呢？人们没有这种权利。”

“政府有它们要执行的法令。”弗朗索瓦丝说。

“我不理解。”格扎维埃尔以责备的口气说，“是不是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在那儿人们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

“那应该到一个荒岛上去。”格扎维埃尔说。

“即使是荒岛现在也属于一些人。”弗朗索瓦丝说，“人们无能为力。”

“哦！我会找到一个办法的。”她说。

“我不信，”弗朗索瓦丝说，“您将不得不和大家一样接受一大堆您不喜欢的事。”

她笑了笑。

“这个想法引起您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