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尔赫斯（第19/23页）

阿凡罗斯在书写到最后时发现自己进入了虚无的境界——“仿佛被火化做了乌有”。他探求的结论是：

亚里士度（亚里士多德）把那些赞美的作品定名为悲剧，那些讽刺的作品定名为喜剧。《古兰经》的篇章和神庙的蒲团，充满了精美的悲剧与喜剧。

阿凡罗斯从怀疑宗教出发，本想指出神道的局限，没料到得出的结论同他的初衷相反。他的探求似乎是一个失败的过程，然而这过程是多么迷人啊。这就是艺术的方式，艺术使描写人性的悲喜剧充满了神性，使语言变成诗，宗教被表演，精神被张扬，人性的探索造就了人本身：

我感到，我的故事象征着一个人，他就是过去的我。我一边写，一边觉得，为了写这个故事，我必得成为那个人；为了成为那个人，我必得写这个故事，相辅相成，直至永远……

讲述者“我”终于明白，艺术与宗教，均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源头，它们是精神长河中那万变中的不变，它们的存在从蒙昧时代开始，延续到永恒。

机制

希特勒、暴力——艺术中的原始之力

德意志——倡导灵魂解放的制度

基督教——世俗理念

集中营——灵魂内部

戴维?耶路撒冷——诗性精神

众人、别国——理智

《德意志安魂曲》是用象征手法写成的艺术精神的赞歌。通过虚拟的死囚奥托?蒂德里奇?朱林德的自述，我们得以进入艺术家的灵魂，看见那里处处崭露出暴力倾向，一点也不亚于希特勒的疯狂。灵魂内面的真相原来是尖锐的矛盾对立，是无数的阴谋与杀戮，一种嗜血的信仰指引奥托永往直前，为事业而献身。

“我（奥托）是一名纳粹分子，我的祖先、外祖父、父亲均是勇敢的战士，也许还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下面我要讲的话并不是请求宽恕，只是希望能得到理解。因为我预感到我的案件在将来的普遍性，我拥有未来，纳粹精神将永不消失。”

“我喜欢音乐和哲学。叔本华通过他直接的理性认识，莎士比亚和勃拉姆斯通过他们各自五光十色的世界征服了我，我永远离开了基督教。我于一九二九年加入纳粹党，在党内学习期间我发觉了自己的最大弱点——缺乏施行暴力的天赋。而且我还发现自己对从事暴力的那些同志从生理上非常厌恶。神奇的命运的转折不久就降临到我头上，两枚子弹打穿了我的大腿，我被截肢。从此以后，命运之神为不擅暴力的我安排了另一种排除直接肉体暴力的生活——我成了集中营的副主任。从这天起我将以心灵的暴力来代替动手进行的杀戮，这种工作正如莎士比亚创作他那许许多多血的悲剧一样。当然我并不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在我自己手里，这一切均出自我潜意识深处的安排，一种特殊的、将遭致艰难困苦的安排，我服从了这种安排，这种比死还要困难的‘恶活’的安排，我自己也就成了神灵。可以说，是我自己使自己双腿残废，调动起我那沉重的大脑，来策划那许许多多世界上最为阴毒残忍的诡计的。我的牺牲品之一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戴维?耶路撒冷。慈善家常常通过监狱和他人的病痛来验证自己的怜悯心，而我，作为一名崇尚暴力的纳粹主义者，我要通过耶路撒冷来验证我的信仰。因为耶路撒冷的诗深深地打动了我，在读他那些美丽的诗歌时，我全身心融入进去，我变成了他。我的疯狂的迷恋使我决心让诗人的情怀发挥到极致，让它同死亡接轨。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将人所能想到的折磨全都对耶路撒冷用尽了，我折磨的也是我自己灵魂的那个该诅咒的部分，是的，我别无它法，我必须残忍到底。结果当然在预料中，耶路撒冷终于疯了，不久就死了。这是我将他的诗性精神提升到最高阶段的必然结果。我这个失去了天堂的人一直在铤而走险，而现在，同死的靠近让我紧贴着生。我在发挥自己才能的同时体会到了爱的激情，我爱耶路撒冷，我爱我灵魂的这个部分，无边的大海突然靠近了我。当然我的生活中也并非全是胜利，我很快领略到了失败的苦味。由于众怒难犯，希特勒的帝国崩溃了。奇怪的是帝国的崩溃却令我感到高兴和痛快。也许我深深地懂得，暴力是不会消失的，希特勒的崩溃不过是证实了这一点：冲突的双方不论哪一方得胜，都会推动矛盾向前发展，而不是死水一潭。并且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冲突最后必然要以自己的牺牲作代价，我们出于自愿献出生命，毫无怜悯，所以我感到苦味的同时更多的是痛快。毕竟我们以我们的气魄创造了时代，让暴力占了统治地位。我不怕下地狱，我在为人类，为他们的未来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