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日子（第9/20页）

同事似乎有点耳背，自顾自唠唠叨叨地说：“我们同事多年，可说是贴心的老朋友了。平心而论，像你这样一位老职员，编了这么多的书，前不久还编了一本有用的好词典，在我们这里应该是一位大功臣了。而我们的社长，动不动就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我敢打赌，他自己的老婆也卖过一点什么东西。”

“我根本没卖橘子！”我喊了起来，“我告诉你，我是搞诈骗，我们天天出外演讲，冒充大学者，搞了不少钱，有一天我们还杀了一个人！这下你听见了吧？”

“听见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他惊骇地捂住双耳，“别以为表面现象会蒙住我的双眼，我可是久经考验的老鸦。我听见什么了吗？没有！！前年有一个人在我背后放爆竹，想吓我一大跳，可结果呢！我的眉毛都没动一下！这种事我经历得多了，别把我当小孩。我很同情上北方卖橘子的小贩，他们也是生活所迫呀，我能体会到在天寒地冻中奔波是个什么滋味，我们这些朋友全能理解你的心情。”

这个老家伙还掏出十元钱放到我的桌上，说是“表示一点心意”。那张票子被我毫不客气当他面拂到了地下。站在旁边的另外两个同事都弯下腰去捡，他们的脸上带着那种宽容的表情，微微地叹着气，又假装毫不相干似的讲了一些别的话。最后，在离开时，他们又偷偷地将那张十元票子夹到了我的书里。

由于北方之行，我在我们出版社成了一个特殊人物了。我的同事们都对我另眼相看，暗地里称我为“哲学家”——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说我去北方是为了卖橘子挣钱，而哲学和卖橘子之间有种必然的联系。我很想将我在北方遭遇的事向一位朋友倾吐一下，但就是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听我讲。平时他们都很忙，没时间坐下来。只要他们一坐下，只要我一开口，他们就扯上卖橘子的事，大发议论。我将我的北方朋友从前写给我的信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又推脱不看，因为“信件是个人的隐私”，他们对隐私不感兴趣。临走时他们每个人总忘不了吹一通牛皮，说假如领导同意他们去北方卖橘子的话，他们决不会卖得比我少，说不定还要多，意义还要深远。就因为碰上了这么一个不通人情的领导，使得他们有才能不能发挥，真太窝囊了。说不定一直等到他们退休，还等不到一个好领导，所以这辈子他们是完了。

那天下午我去办公室，听见同室的老张正在大发感慨：

“卖橘子这种事谁不会做？可就有人偏偏因为这个成了哲学家！是我们的智商比他低，还是我们的学历比他短？都不是！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机运是决定一切的。那一天，我们看见这个人轻轻巧巧地上了火车，后来又在北方的什么鬼地方混了几个月，这一回来，大家就不由自主地对他另眼相看了。怎么回事？这就是机运。运气落到这个人头上，挡也挡不住。表面上，他还和我们大家一样坐在这里，但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他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身份。有人不服气，效仿他去卖橘子，结果如何？奥妙在什么地方呢？奥妙就在于他是我们社里第一个想到去北方卖橘子的人。卖橘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第一个想到，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真糟糕，为什么我就没有第一个想到这种方法呢？”

这样类似的议论越来越多，我由厌恶转为恐怖。现在只要听到“卖橘子”三个字，我就心惊肉跳，拔腿就走。如走不脱，我就指着说话的人的鼻子大骂一顿，骂得他莫名其妙，以为我对他产生了误会。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骂的人越来越多，骂人的词儿也越来越随意，如“蠢猪”、“蛆”、“蚂蟥”、“破罐子”等等。这些被骂的人根本不生气，他们全都认为我没有听懂他们话里的意思，所以一个劲地作解释，在解释时又将卖橘子的事扯了进去，又引起我一顿好骂。

无形之中，我把我自己与我的同事隔开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脾气不好”，从而避免和我谈话。如迫不得已，他们就在谈话时讲得飞快，使我听不清，还在讲完时补充一句：“这些话全是低水平的看法，请不要介意。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些话高水平，桃子杏子，各有所爱嘛，这种事不能勉强。”然后一溜了之。

久而久之，我慢慢习惯了与周围人的这种关系，也没有那么生气了。日子一长，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凡事都有一定的名目，这个名目又是由众人于冥冥之中产生的，决不可更改的。比如我去北方这件事，大家都称之为“卖橘子”，这就是这件事的名目。我要想与人谈论这件事，绝对只能用“卖橘子”这个词，否则没人知道我在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