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个新道统（第5/7页）

就当下中国形势而言，自由主义有哪些主张呢？

自由主义主张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要求建立法治社会，大幅减少政府审批。自由主义者反对腐败和垄断。自由主义者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权势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分权制衡，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同时，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纳入法治框架之内，开通正常的谈判、博弈、妥协的渠道。

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实现权力的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透明化，以及政策制定的程序化、透明化，建设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

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不是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正确途径。

自由主义反对“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主义，提倡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

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民族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担当起责任大国、平衡大国、理性大国的角色。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1995：刘东和雷颐率先批评新左派

海内外很多论著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方的争论始于1997年。其实不然，这场争论最早见于1995年。这一年，刘东、雷颐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2月号发表文章《誉惕人为的“洋径洪学风”》和《“洋径洪学风”举凡》。（二十一世纪》杂志在同一期也发表了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甘阳的回应文章。

刘东在《警惕人为的“洋径洪学风”》一文中说，痛心地看到某些往日同年和同事存心作伪，表现出人为的“洋径派学风”。一些学者把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杂揉成一个极不协调的框架，误读中国，误导读者。比如，崔之元硬把当时中国矛盾山积、新旧交替、妥协混杂的局面，描绘成对于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制度创新”。再比如，甘阳硬把由于中国农民的“准身份制”造成的无可奈何的“离土不离乡”现象，涂抹成所谓“有力地加强并且重建了乡土中国的生活共同体”，并称之为“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还有人生吞活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说改革开放的进程只能使中国越改越糟。刘东说，一些西方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对我们启发良多，但他们缺乏对中国生活的切身体验，因此容易产生隔膜，难以与中国的复杂现实水乳交融。按说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生活有着切身体验，这一点能够使他们在国际对话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某些留学生非但没有对于中国的复杂性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反而显得“学过西洋文法倒不会讲中国话了”。刘东进一步指出，这些留学生既不会以负责的态度检省西方的思想方法，也不会以负责的态度归纳和检证中国的经验事实，而只顾利用游戏色彩很浓的放言空论把治学活动糟蹋成了纯属私人行为的谋生手段。刘东在文章中批评这些放言空论的留学生说：“他们自度已经可以掉头不顾父母之邦强盛与否，一心只希图能在另外的国度里求得别人的认同。”

雷颐在《“洋径洪学风”举凡》一文中说，洋径洪学风的本质是，脱离社会历史经验，削足适履，把事实勉强塞进某种“理论”框架中。比如对“文革”时红卫兵美术的评论，某些评论者用后现代艺术、波普艺术的理论解释红卫兵美术，说红卫兵美术是“叛逆”美术、“颠覆”美术。实际上，红卫兵的本质恰恰不是“叛逆”和“颠覆”，而是觉得一元化镇压还不够狠，因此要用血淋淋的“红色恐怖”来保证红色领袖的绝对权威，保证江山“万年红”。红卫兵美术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造反也是奉旨造反，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国家机器作为后盾。“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的仗势欺人嘴脸，是西方后现代所没有的。红卫兵美术实际上是当时的官方美术，《毛主席去安源》获得官方巨大支持证明了这一点。雷颐说，按照这些评论家的观点，义和团的艺术也可以说是后现代艺术，因为义和团团民经常身着戏装，自称关羽赵云进行战斗。再比如，西方一些学者由福柯的思想追踪到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而赞颂毛泽东晚年思想。一些中国留学生也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称颂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怎么一跨过太平洋就忘了毛泽东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化发展？雷颐说，当一些人把一种社会理论运用到另一个社会的时候，就忘了这一理论背后蕴涵的特定社会内容，简单地将其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就把西马、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所面对的西方间题幻化为中国的问题，结果反而使这种理论丧失了合理性。这里的教训在于，不能生搬硬套一种外来理论，更不能削足适履胡乱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