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畸零人（第34/56页）

她有一个星期没有去饭店外面的露天餐厅，等她再去时，她又买了一件新洋装，一件绿色的，而且生平头一次上真正的发廊去做了头发。她是那些桌旁最美的女人，立刻就钓到了另一个客户，一个希腊人。她的饭店生涯十分顺利，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家人都吃得饱了，她的存款也增加了，她计划脱离妓女生涯。她现在没有像过去跟阿兵哥在一起时那么害怕染病，不过还是很紧张，她去看过医生，对方告诉她，到目前为止她很健康。

当妓女是很花钱的。她晓得这个行业成本太高，昂贵的衣物、饮料、化妆品、做头发，还要付钱请饭店的女服务生保管她的好衣服，这笔费用相当于她父亲当个穷农夫的一生所得。

然后，她又有了一个幸运的突破：她晓得，她很幸运。她的客户当中有位美国人，在剧场工作，用她做当地风俗习惯的消息来源，带她去勘查外景景点，要求她翻译一些简单的事情——到这时她已经学了一点点英语，不多，但是足以让她看起来好像懂得很多。所以她在电视、电影、剧场那个圈子里渐渐出了名，而且有了工作。虽然正经工作赚到的钱比较少，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妓女生涯。她在里约租了一间廉价房间：终于有地方可以存放她的钱和衣服。她每隔几天回贫民窟一趟，母亲苦涩地讽刺她，说她是个忘恩负义的女儿，打算让全家饿死，很快就要插翅飞走了。其实母亲知道特雷莎永远做不出这种事，两人都晓得母亲只是恼羞成怒。特雷莎告诉她，她有份好工作，可是父母并不相信她，只是假装相信，给她留个面子，也给他们自己留个面子，这样他们才不会觉得自己是在靠一个妓女出卖肉体过日子。

这个家庭比贫民窟的许多家庭都过得好一点。父亲盖了一间铁皮屋顶的砖房，好躲避大雷雨。屋里有两间房间，里面不是住六个人，而是三个，母亲、父亲和体弱多病的小妹。特雷莎的两个弟弟，大弟十四岁，二弟十二岁，都加入了横行街头的少年帮派，靠偷窃过日子，有什么就偷什么。他们回家来都只是来要钱的，一得手就又走了。有时候，特雷莎看见街头少年帮派时，总要放眼寻找弟弟，只见他们急急忙忙经过，要不就是眼神茫然地在人行道旁闲晃、吸毒。他们自己吸毒也贩毒。她责骂他们，可是晓得她应该要畏惧这些酷酷的残忍的街头少年，他们为了区区一把零钱就杀人不眨眼。可是她帮忙带大他们，最近还养过他们，因此她觉得她有资格教训他们。她给他们钱，又得提防这些帮派，因为来要钱的可能不止她的弟弟而已。

两年前，亚力在写剧本时雇用了她，他们成了情侣。起初她只是帮他一个忙，不希望他以为她是随工作附送的。不过他根本不介意，甚至没注意到其中有什么差别。他喜欢她，依赖她，根本不知道她曾经走过艰辛的肮脏道路——起先真的是从遥远的濒临消灭的村落走出来，然后是利用她的肉体来逃离贫穷。他向来随遇而安，在里约有可爱的特雷莎，当然是他应得的。他习惯过优越的生活，出手大方。“我有个母亲，”她说，“我要奉养她。”所以他给特雷莎一份丰厚的薪水，比他原先想给的还多。多亏了母亲的存在。

特雷莎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禁感到一阵恐慌。母亲，父亲，还有体弱多病的小妹，全都依赖她一个人接济，她还计划要拯救弟弟们。问题是，她跟一个小歌星分租来的公寓房间极小，无法接弟弟来同住。如果她能够赚更多钱，找个好一点的住处？可是她不打算回去当妓女。责任就像她必须扛起的沉重袋子一样压在她的肩头上。她今年十七岁，但假装二十二岁，就像她假装自己懂得的英语比实际上还多一样。她经常梦见故乡的村庄，虽然那儿很穷，生活很苦：至少她在那儿曾经得到照顾。她渴望有个人站在她和环绕着她的险恶处境之间。她知道，她要的是母亲强壮的臂膀。

所以，特雷莎坐在那儿，一手撑着头，心想一个不久前还在泥巴中奔跑的小女孩，怎么会这么快就扛起如此沉重的负担，跟她一起坐在桌旁的班，则一直哀叹：“我要回家。”有时特雷莎伸手搂搂他，“可怜的班。”甚至，“你是个好孩子，班。”即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也不忘提醒自己，这可是一个长了胡子的大男人，护照上说他三十五岁了，尽管他曾经告诉过她，他只有十八岁。人们把他当作更年轻的人对待，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个听话的孩子。她想，你怎样对待一个人，他就有怎样的举止。所以她改变自己对待他的方式，像要求成年人似的要求他帮她做点小事，像是做份三明治，或泡杯咖啡；她相信因此在他身上看到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