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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志可以被社会接纳、容忍，获得政府的补助金，甚至稍微受到大众的喜爱。

然而，有一个先决条件：不准继续当男同志。

这一切又该从何说起呢？

病毒只意味着有艾滋病的风险，本身并不代表艾滋病。

也许……这种疾病最后并不会大爆发。

也许……这种疾病最后还是会爆发。

一旦发病，几乎没人能拖过两年。

目前只有一种治疗方法经证明为有效，就是立妥威（Retrovir）胶囊，胶囊中所含的AZT（叠氮胸苷）经证实具有疗效。医院已经提供这种药物给患者服用，美中不足的是，这种药物只提供给已发病者，而在尚未染病、出现症状前则不予供应。

换句话说，AZT只用来使已经染病的患者继续苟延残喘，而不是在他们还处于健康状态时协助他们。

一些检验呈HIV阳性的同性恋者，发狂似的希望取得这种药物。只要能弄到这种药物，应该就能及时抑制住病情发展，撑到真正的解药问世。

其他HIV阳性患者认为，自己还处于健康状态，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又这么可怕，索性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多了解这种药物。

况且，初期症状这么多，要怎样才能确定哪些真的是病毒所导致的症状呢？

“我有点担心，我的淋巴结有点肿胀。”

“嗯，那可能只是普通小感冒。”

1990年后，本杰明的身体机能也开始下降，他不得不开始服用药物，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必须挂病号。对此，他生理上的反应相当强烈，风疹与各种不适症状让他一连在家休息了三个月，没有去上班。药物的副作用是如此让人恶心，以致许多人到最后还是选择中止治疗。

本杰明的运气还是不错的，他及时获得了这些药物。

然而问题在于，无论是已经被传染的病患，或负责提供医护的医生都无法自行决定何时该用药。卫生署长葛楚·席格森并未批准让所有HIV检验呈阳性的患者都能接受AZT治疗。

不知为什么，她反而别出心裁设置了一个道德委员会，决定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给予治疗。事实上，当道德委员会还在慢慢审理个案时，病人可能早就死了。

事后，本杰明总是会一再思索：要是当初拉斯穆斯能够再撑上一年，就算只是多撑几个月，也许还有办法活到今天。

假如其他人也能再撑一下……

假如当初疾病的爆发时间能够再缓一缓，像是迟到的暖冬一样；假如病毒没那么迅猛、恶毒，难以遏阻……

假如上述假设都能成真，他们所有人就能继续一起庆祝圣诞节，一起庆祝各种节日，夏天还能在长岛滩悠闲地晒太阳，一起经历《伴侣法》、同志骄傲大游行，甚至《同性婚姻法》……

如果这一切都能成真，他和拉斯穆斯就能结婚，共度下半辈子。还有拉许欧克和赛尔波。

拉许欧克总是身穿直条纹衫，头发理成冬菇头，胡须杂乱难看。他曾经在工艺学院就读，梦想是成为艺术家，画水彩画，在养老院工作（这样才能支付居高不下的房租），参加合唱团演出，加入社会同志党。

总是穿着皮背心与衬衫的赛尔波就像大家的爸爸，他的严谨在这一伙杂乱无章的男同志中独树一帜。他更亲身参与70年代各场激化性平会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抗争活动，参加过最初的解放示威游行，还有那场占领卫生署办公室、迫使面目可憎的瑞典官僚将同性恋从疾病列表中废除的传奇战役。

赛尔波和拉许欧克，两人犹如针与线，形影不离，总是那么活跃、那么积极。

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参加男同志夏令营活动。营队一开始在丹麦举行，几年后也开始在瑞典举办。在提米夜总会旁的“粉红房间”书局，若有举办英格·爱德菲尔特或雪丝汀·索瓦德等作家的读书会，他们一定排除万难参加。假如是杨·哈玛伦德在某间左派朋克风的咖啡厅演唱法文歌，他们一定坐在听众席上，洗耳恭听。他们绝对不会错过电影俱乐部放映的罗萨·冯·普劳恩海姆(1)导演的大片。他曾亲口说过：“病毒本身是不带道德观的。堕落的，不是同性恋者，而是他所身处的社会！”当理查·沃尔夫还年轻时，曾在船岛区的桨帆船剧院演唱过《情杀》，这些都是他们共同的回忆。

他们的兴致总是如此高昂，总是充满喜乐。

(1)Rosa Von Praunheim（1942—　），德国导演、作家、画家与同性恋平权人士，以作品多产及对同性恋议题的坦率直言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