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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唾液与眼泪中都已经发现病毒，那我们要怎样才能确定，哭泣时不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别人呢？

假如大家能做的只剩下拥抱，像贞洁的小处女一般亲吻爱人的嘴唇，那这场解放运动还有什么意义？

不，性一点都不神圣。性只会带来悔恨与痛苦。

不过，男同性恋者的敌人，还不只是保守派人士以及那些自以为是的万事通、指天画地要求有关当局采取更强硬措施、毋枉毋纵的假道学。

部分政府机关人员与其他社会人士逐渐体认到，也许必须暂时放下强制隔离或威胁性报复等手段，以其他方式接近同性恋团体。无论如何，必须实质上促成与同性恋者的对话，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

但说得容易，做起来难。

一直以来，社会大众从来就不在乎如何取得行为偏差者的信任。

因此，当政客初步与同性恋社团代表及性平会的活跃人物会面时，双方之间充满怀疑与不信任感。短短几个月前，性平会努力要让社会大众认识来自“新黑死病”的种种威胁，还遭到冷落与忽视。

就像典型的瑞典社团一样，性平会上至领导阶层，下至全国各地基层办公室，组织结构都相当完善，因而有畅通的渠道能够向同性恋者提供信息与新知。在当前形势下，保持这条管道的畅通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摩擦和各种冲突还是不断产生。

琳达·摩菲尔是罗斯勒海关传染病医院的传染病医生，她如此指控性平会：“就我所知，有一些疑似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竟然还上性爱夜店。你们难道不该尽力将这种病源铲除掉吗？”

RSFL的史坦·派特生回答：“我们对艾滋病的了解与防范，远比政府机关和医院到位。早在去年年底，我们就将最新、最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会员，而且完全是由会员们自动自发赞助，国家没有补助一毛钱。在防范艾滋病传染方面，卫生署什么都没做。我们愿意和他们分享知识，只是他们一直拒绝。”

双方就这样一直对立下去。

最初几年的问题在于，医疗界一直没有恪尽职守。同性恋者对医生的信任度本来就不高，疫情爆发后，冷漠、不悦、普通的厌恶或不屑都已经不足以形容彼此对对方的观感。在许多病例中，病患实际获得的待遇远比应有的待遇还糟——有时甚至完全没有获得诊疗。

医生只因病患是同性恋者就拒绝看诊，即使病患证明自己并非HTLV-III型病毒（后来的HIV病毒）的带原者，还是一样被拒绝。

当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列为“性病”时，性平会事先一再警告的现象发生了：许多同性恋者根本不敢向医院求助。只要证实被感染，后果就是接受强制登记、拘留与隔离等措施。他们将会落入对同性恋态度暧昧不明的人士手中，这些人也许打从一开始就仇视同性恋者。

一旦被医生鉴定强制隔离，还不能够提出上诉。

一旦接受检验，发现呈阳性反应，面对的就是强制登记、隔离的威胁，反而不会得到任何医疗协助。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性恋者不想接受检测了。

有次大家在讨论这件事，赛尔波就愤怒不已地说：“假如诊断结果是阳性，等着我们的就是强制登记，被剥夺隐私，连基本的医疗都得不到。根本就是地狱嘛！”

赛尔波没有接受检测。

他曾经亲眼看到拉许欧克是如何被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蹂躏。他们毫不遮掩自己的轻蔑和仇视，还会故意误诊，或是刻意阻挠，让他得不到最需要而且唾手可得的治疗。那些人玩得可真是开心极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赛尔波怀疑自己直肠里长了疣状物，到南区医院就诊。医生只是冷冷地瞧着他，说：“嗯，你是同性恋吗？从现在起，不要再当同性恋了！”

就这样，他被推进手术室，他们用刀直接将疣刮掉，整个肛门变成一处血流不止的伤口，每一条神经都像被刀割似的。手术后两周，每次上厕所他都会痛得大叫，就像有好几根针插在肛门上。

这件事过了几年后，赛尔波又需要动手术。这次，他找了一位自己认识的同性恋医生，才知道手术后他们应该帮他注射强效的止痛剂，每次如厕时，都应该在肛门抹上麻醉药膏。这位医生还告诉他：这些都是合理的要求，是他们应当做的，他当初的皮肉之痛全都白受了！

身为病患，赛尔波本来就有资格在手术时接受止痛剂或麻醉针，但是南区医院那位异性恋医生竟刻意不让他获得这些治疗，作为对他的惩罚。

术后检查时，同一个医生两眼瞪着他，充满威胁性地说道：“搞清楚，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听懂没！”

但是，情况总是会好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