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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1987年曾立法禁止同志桑拿房及性爱夜店，试图杜绝艾滋病继续在男同性恋者之间传播，却又在同一年强行通过《同居法》，使同居的同性恋者具有与同居的异性恋者约略相同的法律地位，作为“补偿”。

关键就在于，使用不同手段将男同性恋者的待遇慢慢调整到社会大众较能接受的程度；如有必要，则必须建构为单一伴侣制，绝对禁止婚外情。

在克拉拉教堂北街，本来有许多色情电影院与黄色书报摊，是娘炮们搭讪寻猎的最佳场所，称它“幸福的源泉”一点都不为过。然而这些电影院和书报摊却一个一个关门大吉了。

市政府企图彻底扫荡并重建这个街区，把一切淫荡不洁的元素都去除掉。

时装店、餐厅与美容院堂而皇之地进驻原本属于黄色书报摊与电影院的位置。市政府竭力使市容焕然一新，当这一区的万恶渊薮被消灭殆尽，那些姓名不详，想在这里寻找艳遇的男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喜欢“采野花”的男同志当然是最大乱源，必须斩草除根。至于其他愿意配合的男同性恋者，就可以融入瑞典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20世纪80至90年代，使社会大众对同性恋观感突然迅速转变的原因固然多，但讽刺的是，其中之一竟然是艾滋病危机。

哈维·米克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人物，对自己的同性恋立场与性向从不避讳。他认为同性恋者必须不再被认为是充满威胁性的“陌生的他者”，才能赢得自由与平等。因此，对米克而言，“出柜”的概念非常关键：只要能够证明同性恋者其实到处都是，只要你的妈妈、姐姐、你的老师、负责收垃圾的清洁工、足球队员、消防队员、你最崇拜的艺术家、你支持的政治人物、你的同班同学，甚或你最要好的朋友——都是同性恋，这个社会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仇视同性恋者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瑞典社会的发展轨迹，也是大同小异。

要能接近男同志，就必须先认识他们；只要认识他们，就不会那样轻易地拒他们于千里之外。

服装设计师西格斯坦·赫尔格德与出版社董事长爱贝·卡尔森，分别在1987年与1991年公开承认自己染患艾滋病，已经在垂死边缘挣扎。社会对他们的出柜之举，则是无穷尽的同情、怜悯与关爱。爱贝·卡尔森溘然长逝时，几年前曾激烈质疑他操控首相帕尔梅谋杀案缉凶行动的报社，竟对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做了极尽英雄式的描写。

西格斯坦·赫尔格德的一生对瑞典的异性恋人口造成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一讲到艾滋病，大多数瑞典人通常都会先想到他。

“对啊对啊，就是西格斯坦·赫尔格德嘛！”大家都会这么说。

然后就不再说了。大家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样了。

性平会早在1983年就曾数度敦促卫生署与瑞典全国县议会联盟，针对这种神秘不明的新疾病发出警报，却屡次遭到峻拒。这些政府机关大言不惭地宣称：“这种疾病的影响仅限于美国，不会传到瑞典来。”议会联盟甚至不屑接见性平会的代表。

数年后，瑞典社会终于开始对疫情做出反应，却把异性恋者摆在所有诉求与呼吁的核心，因而招来不少批评。他们试着使用胡萝卜（《同居法》）加棍子（《传染病防治法》）的招数对付同性恋者，但可想而知，倡导活动的主体还是针对社会中“比较有价值”的异性恋成员。偌大的广告牌大声哭诉着：艾滋病和你息息相关，你不可不知啊！

想当然尔，这里强调的“你”毫无疑问是异性恋者。

同样的道理，在斯德哥尔摩所举办的全球艾滋大会，其标志也选用一对夫妻和小宝宝，三人还要手牵手，营造出正常家庭的温馨气氛。

然而，其中部分经费还是用于加强与男同志沟通对话的渠道。以同性恋读者为主要取向的报纸，只有《观察员》与性平会的会员报《出柜》。政府机关在这些报纸上刊登广告，强化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了解，教导他们如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而这些广告就是报社经营的重要资金来源。

过去被社会大众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性平会，终于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

1988年2月，性平会办公室就在市中心的斯维兰路上成立。早年，他们还只能在木匠街脏乱的街区里一个狭小的店面办公；现在，斯维兰路的办公室不只位置良好，还有宽敞的舞厅、餐厅、书局，行政办公室更整整包下一层楼。只要是同性恋者，不分男女，都能在此以稍嫌拘谨、有所保留的方式谈谈天、跳跳舞。

其实很多男同性恋者由衷厌恶这样的新办公室。艾滋病本是一场悲剧，却让性平会的平权人士成为某种拿薪水的官僚，崭新却毫无魅力可言的新会馆很快就成为人们口中的“县议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