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孤儿院（第3/9页）

“狗狗真好看。”我对他说。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到佐拉在看冷藏箱里还剩下多少糖果，又用眼光默数围拢她的孩子里有多少嘴里塞了糖、手里攥着糖纸，我猜得到她甚至妄想了片刻：要是能把一些糖果抢回来该多好啊。

“是阿罗的狗。”小男孩看也不看我就说道。

“阿罗是谁？”我问。

小男孩耸耸肩，又到那边要糖吃了。

这一整天，我不让自己去想我是多么思念外公。坐在那间闷热潮湿的大屋里，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狗画像摊在我眼前，却让我想到，外公在战争持续的那些年里搜集了许多我的旧玩意儿─洋娃娃，小衣服，书籍─送往下城区的孤儿院。他会乘电车去，但总是步行回家，我知道，他到家后最好不要打扰他。他们也失去过孩子，我是说外公和外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隔不到一年，都是因为流产。这也是一件他们闭口不谈的事，我虽然知道，却记不起来是从哪里得知的，反正都是陈年往事，而且被尘封在绝对的沉默中，以至于我会经常忘却这件事。但只要我想起来，就会震惊于他们竟能撑下来，并把这件事死守在他俩之间，不让任何外人插嘴，同时还能齐心协力培养我的母亲，经常旅行，欢笑不断，再把我养育成人。

我开始为注射做准备，过了一会儿，佐拉分够了糖果，便过来帮我。早自习的纪律已然瓦解，孩子们挤在门口，看我们在走廊尽头的一间空屋子里摆好各种用具。安通神父和几个僧侣从地窖里搬上来一些塑料折叠桌，我们把桌腿扳直，铺上桌布，把装有注射器、无菌血浆瓶的盒子堆在照不到阳光的墙角，支起磅秤，铺好毛巾，把除虱区的水管和一盒盒药膏摆放好，接着，佐拉和帕索神父因为避孕用具争执起来，那是我们带给大一些的女孩们的。一切都搞定后，我们把温度计、热水瓶、一盒抗生素、碘酒、咳嗽药水和阿司匹林递交给僧侣们，都是些必备的应急药用品。孩子们还等着吃糖果呢，佐拉却越来越焦躁，因为她已经明白我们带来的糖果快见底了。她还发现，这里没有病历表，僧侣们没有孩子们的病史记录，所以我们要在注射之前给每个孩子手写一份。

给狗画了绿乳头的小男孩叫伊沃，他一言不发地站到磅秤上，看到压舌板就乖乖地张大嘴巴，微微侧过脑袋让我们测耳温，我们让他深呼吸时他就照做。他不想知道听诊器是干什么用的。佐拉一向和孩子们处得很好，尽管她坚称自己不想生孩子，她戴着手套在他头发里翻查时对那孩子说，虱子就像战士，很擅长安营扎寨，那孩子却毫无反应，头上也没找到虱子。当我割掉玻璃小药瓶的盖子、用针头抽取药液时，伊沃稍微有点好奇地看着我。我用酒精棉花擦了擦他的胳膊，再把针头扎进去，他看着针尖在手臂上压出一个浅浅的圆坑，丝毫没有退缩，等我在另一条手臂上扎针时，他索性看也不看了，只是坐在绿色塑料椅子里，双手安放在膝头，目不转睛地瞪着我。我们带了特别定购的儿童邦迪，印着海豚图案，或是穿着黄色紧身衣的山寨蜘蛛侠，我问他想要哪一种，他又耸耸肩，我就一样给了一片，可以让两条手臂不一样，其实再给几片也无所谓。但我有一种恐怖的想法：所有孩子都会像他这样不痛不痒，早已练出无动于衷的表情，不像普通人家的小孩撒娇使性子。所以，当下一个孩子踢我小腿时，我总算放心了。

一个小孩痛得哭，六个小孩跟着哭，这种哭声有惊人的可怕的传染力，并被修道院长廊的传音效果扩增到了极致，眨眼工夫，整个修道院里都是恐惧和怨恨的哭声，我们连下一个孩子都还没摸到呢。当然，我们早就预料到他们有这种能耐了：打针就意味着生死搏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那些僧侣在前面半小时里一直胆战心惊地站在一旁，后来，终于忍不住来支援我们了，他们帮我们摁住死命挣扎的小胳膊小腿儿，告诉他们不听话会受罚，听话的小孩有糖吃。有些孩子受到更多糖果的蛊惑，来来去去都没闹。但是，大部分糖果早就分掉了，我们犯了一个策略性的大错：眼下，能让我们顺利操作的唯一筹码就是糖果，我们却眼睁睁看着它们一颗一颗、一袋一袋地消失了，说不定下一秒就只剩一两颗了，我们简直要丧失信心了。

下午两点，住在伊万家的少妇出现了。我抬头看到她在门口徘徊，也不知道她那样子站在外面多久了。为了走进教堂，她用一块披巾裹住肩和头以示敬意，背上的小女儿倚着她肩头在睡觉。我示意她进屋来，她却转身走进院子了。等我把手头的孩子处理好，赶忙跑到外面想跟上她，却见安通神父已把她拦在了门口。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听得到她在说什么。他们找到遗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