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岸（第5/9页）

“他的手表！”

“你有没有那个诊所的电话号码？”我说，“你给他们打电话了吗？”

“我打了一遍又一遍，”她说，“没人接。那儿没有人。他们拿走了他的东西。上帝，纳塔利娅，他的眼镜─也没了。”

他的眼镜，我立刻想起他擦眼镜的样子─几乎把整块镜片都放进嘴里，哈一口气，再用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小丝巾把它擦干净─这突然让我不寒而栗。

“那是个什么地方呀，他到底死在了什么鬼地方呀？”外婆在说话。她的嗓子都哑了，都快喊破了。

“我不知道，外婆，”我说，“我真希望我早点知道他走了。”

“一切都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可你们非要撒谎，你们两个，总是偷偷摸摸地说什么。他说谎，你也说谎。”我听到妈妈想从外婆手里接过电话，可外婆说：“不行。”我看着佐拉下了车。她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再把车门锁好，冷藏箱都搁在乘客座的底板上。吉卜赛小孩们靠在车尾的保险杠上，把一支烟来来回回地递。“你肯定他没有留下一张字条？”外婆反问我什么样的字条，我说：“不管，随便什么样的留言。”

“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她说。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说他去找你。”

这回轮到我起疑了，我开始琢磨谁知道多少内情，又有多少事谁也不知道。多年来，我们家培养出了一套谎言模式，谈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时每个人都会习惯性地撒谎，以免别人担忧，甚或恐慌；比如我妈在维瑞莫夫湖区小屋的车库里摔断了腿，我们就对外公外婆说，房子被水淹了，所以要拖延归期；又比如，趁我和我妈无忧无虑地去威尼斯度假的时候，外婆在斯特拉克瓦克的一家诊所里做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外公非说他一时兴起，带着外婆去瑞士卢塞恩泡温泉了，那通电话讲得驴唇不对马嘴，我和我妈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光知道说自己，居然也信了他。这一次，外公也指望这种家族习惯能帮他隐瞒病情。

“把兹德拉夫克夫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说。

“为什么？”外婆问，她依然很怀疑我。

“别问了，快告诉我。”我的外套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发票，我就把它摊在玻璃门上。我只有一支铅笔，都快写秃了；外公的影响可见一斑，他总是把铅笔用到指头夹不住为止。我把号码记下来了。

佐拉在朝我挥手，指了指波罗和他的牛肉，还有柜台前的那群人，可我摇摇头，近乎绝望地看着她跨过泥泞中的车辙印，踏上路肩，排在一个蓝眼睛士兵的后面，那男孩顶多十九岁。我看到他大大咧咧地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佐拉说了些什么，我听不到。但之后从蓝眼睛男孩身边爆发出一阵笑声，我在电话亭里都听得清楚，那孩子的脸都红到耳根了。佐拉得意洋洋地瞥了我一眼，继续抱着胳膊站在那里，看着黑板上写的菜单，菜单下面画着一头戴着紫帽子的牛，很像拴在地里的那头牛。

“你们现在到哪儿了？”外婆说。

“天黑前我们就能到布莱加维纳。”我说，“我们打完针就直接回家。我保证，尽量在后天赶回家。”她听着，一言不发。“我会给兹德拉夫克夫打电话的，外婆。如果回家的时候顺路，我会过去一趟，把他的东西拿回来。”

“我还是不明白，”她到底还是开口了，“怎么会谁也不知道。”她是在等我承认我早就知道。“你没对我讲实话。”

“我什么也不知道，外婆。”

她想听到我说我早就看出他有症状但没去管，或是我和他谈论过病况，或是别的能安慰她的话，能让她不再害怕─因为他完全孤单地面对死亡的预兆，哪怕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就对我发誓。”她说，“对我郑重发誓，你真的不知情。”

我沉默了。她等着听到我的誓言，但没有等到，又说道：“那儿应该很热了。你们两个姑娘有没有喝很多水？”

“我们挺好的。”

沉默了片刻。“如果你们要吃肉，千万别吃夹生的。”

我告诉她我爱她，她挂上电话，什么都没说。我把无声的听筒抵在前额足有几分钟，再拨通了兹德拉夫克夫的电话。你很容易分辨出那里偏僻闭塞，因为电话要过很久很久才接通，接通后的铃声也显得遥不可及、含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