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岸（第3/9页）

佐拉回到车里，我没有把外公的事告诉她。对我俩来说，这一年已经够惨了。一月罢工，我失策地跟着一群护士走上大街；沃伊沃达诊所奖赏我的是无限期停职令，因此，我在家闲了几个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得上因祸得福，因为外公的诊断书下来时我刚好在他身边。一开始他挺高兴的，但逮着机会就嘲笑我是天下最好骗的大笨蛋，竟然被勒令停职。后来，随着病情加重，他在家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还建议我也这么做；他不希望我整日无所事事，闷闷不乐，更不愿半夜醒来没戴眼镜却发现我在他床边晃来晃去，把他吓得半死。他说，我举止反常，就等于把他的病况泄露给外婆，我俩默默不语或交头接耳，明明一个退休、一个停职，却反而比以前更忙活，这些表象都会让她起疑心。他还希望我考虑一下自己将选择什么专科，明确停职令解除后我将何去何从。据外公说，我以前的导师，生化工程学教授斯尔詹先生“从中斡旋”，却没法帮我在停职事务委员会那里说句好话，对此外公倒不惊讶。我听从了外公的建议，回校参加大学联合诊所项目担当志愿者，自从战争结束后我就没再做过这事了。

佐拉想借这次志愿医疗行动躲开军事医学院里的一场是非。她四年前就拿到了医师文凭，却仍然待在外科中心诊部，尽可能多地实践外科手术的各种步骤，希望经验帮她决定未来专攻哪个科。倒霉的是，她只能跟着绰号“铁手套”的外科导师耗费大把时间，此人在妇产科当主任时，有一次要给病人做骨盆检查，竟然怎么也摘不下套在手腕上的一串银镯，因此得了这个诨号，城中无人不知。佐拉是个讲求原则的女人，公开的无神论者。十三岁那年，有个牧师对她说，动物全都没有灵魂，她回了一句：“主教大人，去你妈的。”然后走出教堂。佐拉和铁手套死磕四年，终于在这场风波中闹得势不两立，国家公诉单位禁止佐拉谈论此事，她保持沉默，甚至对我也讳莫如深，但根据医院走廊里的风言风语，事情涉及到一个铁路工人、一次医疗事故，铁手套可能喝醉了、也可能没醉，他在一次截肢手术中说了这种混账话：“别担心，先生─要是你把食指先咬下来，看着中指掉下来就容易多了。”

毋庸置疑，诉讼已提上议程。佐拉作为控方证人得到传讯，出庭指认铁手套。别看他声名狼藉，在医学界却有不少关系。现在，佐拉左右为难，如果把责任定给那个她鄙视多年的男人，就可能眼睁睁看着刚刚起步的事业和名声付诸东流；头一回，没有人可以指点她怎么做才是万无一失的，我不行，她父亲也不行，新男朋友就更别提了。出发后，我们先到联合诊所总部完成简报和培训的工作，在那一星期里，无论是对我的好奇心还是公诉人没完没了的电话，她都以坚决而彻底的沉默作答。直到昨天她才破天荒地承认，等我们返城后，她想听听我外公的意见。过去的半个月里，她没在医院里看到他，也就没看到他的面孔日渐苍白、包着骨头的皮肉越来越松垮。

我们看着海关官员没收了那对老夫妻的两罐海滩砾石，招呼下一辆车上前；他站到我们的车边，用二十分钟检查了护照、身份证和大学开具的证明信。他打开医药冷藏箱，在沥青路面上一字排开，这时候，佐拉弯腰凑近他，手臂交叉在胸前。“你明白的吧，东西放在冷藏箱里，就是说那东西对温度非常敏感，难道他们在乡村教室里没教过你什么叫冷藏吗？”他知道一切按部就班，没什么可疑的，也知道他没权利动我们一根汗毛。这让他不爽，因而更费周章地搜查我们的车，又用了三十分钟查看有没有武器、偷渡客、贝类或是任何缺少证明文件的宠物。

十二年前，也就是战前，布莱加维纳的人就是我们的人。国境线形同虚设，你可以开车、飞行、步行，走森林、走水路、走平原，想怎么过境都行。以前你过边境时，给官员的是三明治或腌甜椒。没人问你叫什么─不过，事实终于证明，每个人显然都为自己的族姓家名焦虑过。我们在布莱加维纳的任务在于重建。我们大学希望和地方政府合作，帮几家孤儿院步入正轨，并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跨境回归本城。从长远的外交意义上说，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但在外行人眼里，佐拉和我去那里无外乎是给孤儿们做些卫生工作，看看他们有没有得肺炎或肺结核、长没长虱子，战争中和战后数年的饥荒中很多人得了腮腺炎、麻疹、风疹或相关疾病，所以还要给孩子们打疫苗；事实上，他们成为孤儿恰是因为我们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双亲和家人。我们在布莱加维纳的联络人是安通神父，是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他总是热情周到地给我们的传呼机留言，向我们确保此行平安无碍，并保证他的父母正期盼着好好招待我们，不用担心给他们添麻烦。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欢快，根本听不出来前三年里吃了多少苦头─他要筹措资金建起海岸边第一所官方孤儿院，与此同时，还在一座仅供二十名修士食宿的修道院里养活了六十个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