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岸（第2/9页）

“他们昨晚打来电话，”外婆的声音越来越大，“可我想的是，他们准是搞错了。在得到确认之前我不想给你打电话，万一不是他呢，我不想让你担心。可你妈今儿一大早就去停尸房了。”她安静下来，接着又说：“我不明白，怎么也想不通。”

“外婆，我也不明白。”我说。

“他是打算去找你。”

“我不知道有这事。”

接着，她的语调变了。她，我的外婆，开始怀疑了，为什么我没有哭？为什么我没有歇斯底里？我们交谈的前十分钟里，她或许允许自己相信，我那么冷静只是因为身在外国医院里，有任务在身，身边还围着一群人，大概都是同事。如果她知道我藏在边境休息站的卫生间里，只是为了不让佐拉听到，她肯定早就质问我了。

她说：“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外婆。为什么他要撒谎说来看我呢？”

“你都没问这是不是一次意外，”她说，“为什么你不问问这个？为什么你没问他是怎么死的？”

“我甚至不知道他出门了，”我说，“这事的前因后果我都不知道。”

“你没在哭。”她说。

“你也没有。”

“你妈的心都碎了，”她对我说，“他肯定一早就知道了。他们说他病得很严重，所以他肯定是知道的，他肯定对谁说过。是你吗？”

“如果他知道自己病了，他哪里都不会去的。”我希望自己的话听起来是可信的，“他应该更清楚后果才是。”镜子上的金属架上叠放着几条白毛巾，我拿下一条来抹了抹脸和脖子，毛巾上留下一条条灰色污渍，于是我又扯下一条，直到把五条毛巾都用完为止。没有洗衣篮可以投放脏毛巾，我只好把它们留在水池里。“他们是在哪里找到他的？”我问，“他走了多远？”

“我不知道，”她说，“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反正是在那一边。”

“也许是个专科诊所。”我说。

“他是去看你的。”

“他没有留下什么信？”

他没有。我突然明白了，很可能，母亲和外婆都把他的这次离家归结为不愿意退休，比方说，他曾假装出城给卧床在家的新病人问诊─我俩就以这个莫须有的病人为由，去拜访他的老朋友肿瘤医生，他俩都参加每周一次的医生午餐会，肿瘤医生给他注射特殊配方、能够减轻病痛的针剂。五彩缤纷的配方，外公回到家就会这么说，好像他一直都知道那些配方不过是添加了食物色素的水，好像那也无所谓。一开始，他或多或少找回了健康体魄的派头，那倒是帮他轻易掩饰了病症；但是，只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从会诊室里出来，就威胁他说要告诉我妈妈，可他说：“你敢。”所以，就这么着了。

我外婆在问：“你已经到布莱加维纳了？”

“在过境，”我说，“我们刚搭渡轮过来。”

外面，车队又开始往前挪动了。我看到佐拉把烟头扔在地上，把腿伸进去，关上了车门。砾石路肩上有一群躁动不安的人，有的在活动筋骨，有的在抽烟，检查车胎，把水龙头里的水灌到瓶子里，不耐烦地朝车队最前方张望，要不然，就是在把本想偷偷带出境的点心和三明治扔掉，冲着卫生间外的墙壁撒尿，手忙脚乱地钻回自己的车。

外婆沉默了片刻。我听得到电话线路里咔嗒咔嗒的噪声，她又说道：“你妈想在后面几天把葬礼办了。佐拉不能一个人去吗？”

如果我跟佐拉讲明实情，她肯定让我立刻回家。说不定还会把车给我用，她会带上放疫苗的冷藏箱，随便搭辆车过境，把我们大学的慈善爱心速递到海岸线那头的布莱加维纳孤儿院。可是我说：“我们都快到了，外婆，很多孩子在等着接种呢。”

她没有问我第二遍。外婆只是告诉我葬礼的日期、时间、地点，其实我早就知道会在哪里举行，是在俯瞰本城的斯特米亚山顶，薇拉奶奶─我的外高祖母─就埋在那里。她挂了电话，我用手肘推开水龙头，灌满了水壶，刚才我就是以此为由下车的。走到门外的砂石地，我先抹干了脚，再穿上鞋；佐拉让引擎空转，跳下车，轮到她去厕所了，我爬进驾驶座，把座椅往前拉，因为我的腿没她长，再确认一遍我们的驾照和医药物资进口证明文件都以正确顺序排放在仪表板上。我们前头有两辆车，海关官员正在打开一对老夫妇的车的后备箱，他的绿色衬衫紧紧裹着胸膛，他俯身仔细检查，用戴了手套的手拉开皮箱的拉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