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第5/6页）

那个年龄最小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在乌特勒支做公务员，为金融部的市议员工作。拉尔森说：“她一点也不喜欢诗歌。”

“我父亲也不喜欢，”我说，“弟弟就更不用说了。真不敢相信我们有同样的基因。”

“有一阵我经常问自己她到底是不是我的女儿，”拉尔森笑了，“可惜她的鼻子跟我的一模一样。”

他的鼻子不大，却很典型：鼻梁拱起，像个钩子似的。

“我曾经幻想过自己是被领养的，有一天亲身父母会来到门前。男的是巴西人，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是巴西诗人安德拉德。”

“那母亲呢？”

“南非女诗人安洁·可络合。”

“为什么是她？”

“你想，她坐在床尾，给你念诗。”我说，“那优美的语言，伴着魔幻般轻柔的声音：我多么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要为你写出诗句，跟你一样忧郁流畅。深夜里你睡着了，我要为你唱歌。”

拉尔森说：“这不是写给她爱人的吗？”

“这无所谓。”我说。

这时我终于看见了索菲亚的眼睛。她拿着勺子，挖好了冰激凌，正要放进另一只手里的小杯子。就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一秒钟的时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找你，”拉尔森说，“是要问你一件事，其实是我的一个提议。”他挺了挺背，坐直了，继续说，而我却没在意听，漏掉了最重要的几句话。

索菲亚笑了，我也笑了，这时拉尔森问：“这笑是说明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

我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又说：“这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当了编辑你就有机会去周游全世界了，比如萨格勒布、哈瓦那，还有魁北克。”

我还记得那张神奇的城市列表：斯特鲁加、伊斯坦布尔、米却肯。每当海曼被晒得黑黑的从世界另一头的某个诗歌节上回来，我总会全神贯注地听他讲那些城市。

“我在一家出版社上班，”我结结巴巴地说，“已经有工作了啊。”

“罗伯特会理解你的选择的，你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也会很高兴。”

我看着索菲亚，她还在看着我，嘴巴微微张开，嘴唇之间出现了一丝空隙。

“你想拥有这样的工作吗？”

“当然了，”我说，“我当然非常想成为世界上最棒的诗歌节编辑了。”

我想到了海曼，想到了亚历山大灯塔，他曾经把世界诗歌节比作灯塔。是他把我引领到了这个港口，现在是时候登陆了。

“这样看来我们得庆祝一下了。”拉尔森说，“这里有香槟吗？”

我摇了摇头，单子上最喜庆的就属贡多拉冰激凌杯了，小船似的杯子里装着水果、冰激凌和奶油。不过要是我点这个，弟弟一定会杀了我。他谁会说：你脑袋出毛病了吗？在这二十八度的天里，你不光坐在外面享受，还要点这么一大杯冰激凌！难道我还不够忙吗？

我试图去寻找卢卡的眼神，可是他一直回避我，看起来很累，不过作为一个夏天的冰激凌商人，也不奇怪。再过一个半月，等九月的尾巴跟十月都过去，他们就要回维纳斯了。到了那里，他就终于可以坐进沙发里休息休息，可以看电视，可以在午餐后睡个午觉，晚上从酒吧回家后就可以开始造小孩了。有一天，那个小型冰激凌机器的大拇指上也会长出老茧，就跟他的父亲、爷爷、太爷爷、太爷爷的父亲一样，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有一天，塔拉米尼家族的这根嫩枝会接手冰激凌店，再生出一个孩子来，接着做冰激凌。

今年冬天我也会回意大利。十二月卢卡和索菲亚就要在新圣马可教堂结婚了。卢卡还没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证婚人，不过听母亲说他正有此意。

“我们去码头喝点东西吧。”拉尔森说。他坐在椅子上，跟父亲结账。一张纸票递了出去，几个硬币找了回来，谁也没说话，这种寂静跟冷嘲热讽一样让人难受。

拉尔森去办公室牵狗，我在楼下等他，看着街对面的冰激凌店。我们刚刚坐的椅子上坐着别的顾客，弟弟给他们点了单，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小孩子们在店外面大笑着跑了一圈又一圈。起风了，遮阳布随风拍打起来，要下雷阵雨了。父亲把自己藏在了咖啡机后面。

办公楼的门开了，拉尔森走了出来，哈巴狗跟在后面。

“哈迪也想喝点东西。”拉尔森说。

我看见母亲在向我招手，那只手闲着，另一只手握着挖冰激凌的勺子。索菲亚也挥了挥手。我们之间隔着小孩子、他们的父亲母亲、游客、老人、恋人、寂寞的人、有钱人、穷人，他们在这个大热天里都想吃上一个冰激凌。

第二天早上，我又见到他们了。夜里下过雨，是一场夏天里常见的雷阵雨。路旁的台阶上还积着大片的水，不过柏油马路已经干了。我和一个前一天晚上刚认识的女人一起去了冰激凌店。她叫凯蒂，在市中心的一家传媒社工作，早上七点就把我叫醒，因为她每天基本上都这个点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