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第3/6页）

母亲没忍住，又谈论起天气来。她在广播里听到明天可能有十七度，两眼放光地说：“第一天就这么热了，还是第一次呢。”

父亲还记得有一年来到鹿特丹，气温还是零下十度，说：“灯柱子上还挂着冰凌，河上的冰厚得能滑冰。”

“那时候他们兄弟俩都出生了吗？”索菲亚问。

“卓凡尼出生了，”母亲说，“卢卡没有，还待在我肚子里呢。”

“我们俩都是在夏天出生的，”我说，“冰激凌商人只在冬天里做。”这后面一句话本是一个玩笑，却没什么好笑的。饭桌上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弟弟转叉子的声音。

他不做声，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一个字也没说。我在想他会不会跟索菲亚说话，以前是因为不敢，现在呢？我还没听见他跟她说过什么呢。

大伙儿吃光了盘子里的面，又喝了一杯酒。爸爸说他在小店钉子篮的橱窗里看见了一把锤钻。小店离冰激凌店不远，就在同一条街上。

“真漂亮啊。”父亲说。

“你别买就行。”母亲开始警告父亲。

“我已经买了。”

我和索菲亚都笑了。

卢卡看了看四周，脑袋里早就想着冰激凌了。那副紧张的神情跟父亲的一模一样。从前父亲无法好好吃完一顿饭，至少在鹿特丹一直是这样的。总有事情要做，比如分离蛋黄和蛋清，把菠萝碾成泥，榨成汁。店里一共有两台冰激凌机器，却有22种冰激凌口味。做冰激凌的人是店里的核心，一个小错误就会影响到整个店的运作。最严重的就是其中一个口味卖完了。橱窗里摆着一个空空的盒子，来店里买冰激凌的小朋友又是哭又是叫。只要店开着，就别想休息，就一直得工作。冰激凌机器转啊，转啊，转。

“我可以再喝一杯酒吗？”索菲亚问。

“当然了。”说着，父亲把酒倒进了她的杯子里，酒瓶空了。父亲非常喜欢这个未来的媳妇。

“我老婆从来不喝第二杯。”父亲说。

“我们之间至少得有一个保持清醒啊。”

“我可从来没喝醉过。”父亲说。

“就算你喝醉了，也以为自己没醉。”

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斯特凡·可乐迪有一次把自己的尿做成了冰激凌。”

“爸爸！”母亲嚷嚷起来，“大伙儿正吃饭呢。”

“不是都吃完了嘛。”

“索菲亚在呢，这样的故事不适合讲给小姑娘听。”

后来，索菲亚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所有冰激凌商人的名字都出现在那些故事里。这些故事我们也都听过。斯特凡住在批围村，一天夜里把尿撒在了冰激凌机器的汽缸里，就这样机器运转起来，把尿做成了坚硬的冰糕。斯特凡还把“冰糕”放进了冷冻室里，第二天早上跟往常一样开始工作。由于酒喝多了，脑袋里跟钉了钉子似的，把装着冰激凌的盒子都放进了橱窗里。一不留神，便把那个新口味放进了柠檬冰激凌的位子。过了一个半小时，妻子拿着勺子去挖柠檬冰激凌时，怎么都挖不下去。因为没加糖，冰在零下十八度的温度下变得跟石头一样坚硬。

“斯特凡！”妻子大叫起来，“快给我过来！”

斯特凡看着冰激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是什么？”妻子问。

“柠檬冰激凌啊。”

“怎么这么硬？”

“好奇怪啊。”当时斯特凡就说了这几个字。

他走到厨房里，尝了尝冰激凌，这下记忆才全都回来。

父亲说：“据说他觉得那味道不错，还尝了第二口！”

关于冰激凌商人和他们的冰激凌机器的故事讲也讲不完，其中最悲惨的要属来自法尔乐村的艾特勒·普拉飞萨尼了。他如绅士一般，总系着一条领带，在海牙开了一家冰激凌店。七月的一个早晨，开始做草莓味的冰激凌，跟许多冰激凌店一样，草莓味是店里最流行的味道。机器发出嘶嘶的响声，不过他不能根据机器的声音来判断冰激凌好了没，于是弯下腰，看向汽缸里，结果领带和机器的转轴缠绕在一起，普拉飞萨尼先生就这样吊死在那红彤彤的冰激凌上。

父亲并没有把这个故事讲给索菲亚听。

“我还小的时候，”索菲亚说，“尝过一次自己的尿，一点也不好吃。”

“没准冷的比热的好吃些。”父亲说。

说完自己也觉得好笑，我们也都跟着笑起来，只有卢卡站起来，说：“我去忙了。”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如同一块水斑蔓延开来，而我们并不在山里。

这一季冰激凌会卖得很好，暖和的春天，炎热的夏天。我经常想到水银柱升到三十以上那些天里的冰激凌店。办公室的窗户开着，办公桌上放着一叠纸，旁边摆着一支铅笔。我卷着袖子读社里诗人的新作。读别人还没有看过的作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宛如走在还没有被踩踏的雪地里。那种寂静，那种独处，还有那些金子般的文字。有时候我会迷失在两行诗之间，大白天，思绪飘到了冰激凌店里。我在想索菲亚穿着哪条裙子；挖冰激凌的时候，有多少男人试图去看她穿的内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