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泳者之洞”（第5/12页）

我们最后一次分手时，麦多克斯用老派的方式告别。“愿上帝保佑你平安。”我一面掉头一面说：“根本没有上帝。”我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人。

麦多克斯说奥德修斯从来没写过一个字，没写过一本自己的书。也许他对艺术的伪狂想曲感到陌生。而我自己的专著，我必须承认，追求的是严谨精确。我害怕用文字来描述她的存在，于是我烧尽所有的情感，烧尽爱的修辞。不过，我对沙漠的描写是纯粹的，如果我描写她，也会一样的纯粹。战争开始前，我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里，麦多克斯问了我那个关于月亮的问题。我们分手了。他去了英国，战争爆发的前景打断了一切，打断了我们在沙漠里对历史缓慢的挖掘。再见，奥德修斯，他笑着说，他知道我从来都不怎么喜欢奥德修斯，更不喜欢埃涅阿斯，我们同意巴格诺德是埃涅阿斯。但是我也不怎么喜欢奥德修斯。再见，我说。

我记得他转过身，笑着。他粗粗的手指指向自己的喉结旁的位置，说：“这叫vascular sizood。”给她脖子上的凹口一个学名。他回到妻子身边，马斯顿马格纳村，只带了他最喜欢的托尔斯泰的那本小说，把他所有的指南针和地图都留给了我。我们的感情一言难尽。

萨默塞特郡的马斯顿马格纳村，他在我们的对话中一次又一次说起的地方，那里的绿色田野已经成了飞机场。飞机的废油料落在亚瑟王的城堡上。是什么驱使他那样做的，我不知道。也许是飞机没完没了的噪音，在利比亚和埃及，虎蛾式飞机的嗡嗡声也曾打破我们的宁静，但是与之相比，这里的飞机对他来说太吵了。不知什么人的战争正在撕裂他那块精致的友谊毯。我是奥德修斯，我知道战争中的摇摆不定，一时的是非对错。可他是个很难交朋友的人。他一辈子只认识两三个人，而现在这两三个人竟然成了他的敌人。

萨默塞特郡只有他跟他妻子两个人，他的妻子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对他来说，一个小小的手势足矣。一颗子弹结束了战争。

那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他们在村子里坐上公车，来到约维尔镇上。车子开得很慢，等他们到时布道已经开始了。教堂里挤满了人，他们走到最后面，为了找到座位，他们决定分开坐。布道进行了半小时，充满沙文主义论调，无疑是支持战争。牧师语调欢快地称颂战争，祝福政府和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们。麦多克斯听着，布道越来越激情澎湃。他拿出沙漠左轮手枪，弯下腰，朝着心脏开了一枪。他当场死了。周围一片寂静。沙漠般的寂静。没有飞机的寂静。他们听到他的身体倒下，撞在长椅上。再没有其他动静。牧师的手势僵在那里。这种安静就像教堂里装蜡烛的玻璃漏斗裂开时那样，所有的脸都转了过去。他的妻子沿着中心走道走过来，停在他那一排，喃喃了一句，人们给她让道，她走到麦多克斯身边。她跪下来，伸出手臂抱住他。

奥德修斯怎么死的？是自杀，不是吗？我记得好像是自杀。那么，也许是沙漠毁了麦多克斯。那段时间，我们似乎完全与世隔绝。我不停地想起他总是带在身边的那本俄国书。俄国一直都是离我的国家更近些，比起他的国家来。是的，麦多克斯是因为国家而死的。

我喜欢他的平静，无论面对什么。我会因为地图上的位置争得面红耳赤，而他的报告提到我们的“辩论”，言词总是拿捏得很有分寸。他描述我们的旅程，如果有愉快的事可写，他的笔触也会平静而欢快，就好像我们是正在翩翩起舞的安娜和沃伦斯基。不过他从来没有跟我一起进过开罗的那些舞场。而我是个会在跳舞时陷入爱情的人。

他走路很慢。我从来没见过他跳舞。他是个写书的，一个解释世界的人。给他最小的一片感动，他就能心领神会。惊鸿一瞥，可以写成一段又一段的理论。如果他在某个沙漠部落里看到一只从没见过的红腹滨鹬，或者一棵罕见的棕榈树，这会让他好几个星期激动不已。我们在旅途中遇到的信息——任何文字，无论现在的还是以前的，无论是土墙上的阿拉伯文，还是吉普车挡泥板上用粉笔写的英文——他都会读一遍，然后他会把手按在字上，仿佛想触摸到更深的含义，想跟那些字变得更亲密。

他伸出手臂，淤青的血管横陈，等待更多的吗啡。吗啡涌进他的血液，他听到卡拉瓦乔把针头扔进肾形瓷罐里的声音。他看着灰白头发的身形背过去，然后又转过来，跟他一样，也是个吗啡公民。

有时候我写了一天也没有什么进展，回到家里就一定要听迭戈·赖恩哈特和斯蒂芬妮·格拉佩里的《杜鹃花》，伴舞的是法国辣妹俱乐部。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伟大的爵士乐时代。那些年里，爵士乐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克拉里奇宾馆飘出来，飘进伦敦的酒吧，飘到法国南部，摩洛哥，然后滑进埃及，把这样的节奏偷偷带进埃及的是一个无名的开罗舞蹈团。等我回沙漠的时候，我会带着对这些夜晚的回忆：和七十八个“纪念品”一起在酒吧里跳舞，女人们像灰狗一样跺着脚，依偎在你身上，伴着《我的甜心》，你可以对她们的肩膀喃喃自语。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电话亭里有山盟海誓的低语。战争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