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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突然感到这些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便笑了起来。“啊，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愿同怀兰推心置腹。那就像给《轶闻》杂志推荐一部史诗一样。我更乐意跟你交交心。”

“你恐怕太抬举我了。”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想到这点。”

我还没有提到过我那故弄玄虚的作家生涯（毕竟，精神病诊所并不是人人都能开的），却惊奇地发现卢瑟福居然对我有那么点了解。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他了。卢瑟福说道：“没错，这也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康维曾经患有失忆症。”

到了酒店，他从服务台取来钥匙，到五楼时他说：“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可事实是康维并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还没有。”

短暂上升的电梯似乎不是讨论这事的合适场合。于是一进走廊我便问他：“你肯定？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边回答，一边打开了房间：“去年11月我和他乘同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去檀香山旅行。”他说了一半便停下来，待到我们落座并倒上喝的，点上雪茄后才继续道：“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旅行，四处游逛。当时同他已多年未见，也从未通过信。我并不常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在记忆中翻阅，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浮现。在汉口拜会了一个朋友之后，我便乘北平的快车返回了。火车上，我碰巧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了起来。她要去重庆，那儿有他们一个下属的修道院。我会两句法语，她便很高兴地同我谈起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没有多少兴趣，但同许多人一样，我能够接受他们，这些天主教徒自觉地站在了同一阶级的立场上，因为他们至少都在努力地工作，没有装腔作势地在普通人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顺便一提，这位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几星期前有个刚住进医院的伤寒病人，她们都认为他是欧洲人。病人没有说自己的情况，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穿的是本地的服装，而且是最穷的人穿的那种。修女护士们把他领进医院时，他病得很严重。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十分不错，还有，这位院长向我保证说，在他认出修女们的国籍前曾用纯正的英语同她们交谈。我说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形，我打趣地问她怎么能够判断一种她不懂的语言说得纯不纯正。我们就这些事情说笑了一番，最后她邀请我有机会到修道院去看看。当然，这就像要我去爬珠穆朗玛峰一样不可能。可是当火车到达重庆，同她道别时却感到一种特别的遗憾，但一切到此为止了。巧的是，我在几个小时内又回到重庆。火车在离车站一两英里的地方出了故障，好不容易把我们又送回火车站，而我们了解到备用的发动机不可能让我们在12小时内到达上海，中国铁路上的这种事儿倒不少。所以，只好在重庆逗留了半天——于是我决定去修道院拜访那位很不错的女士。”

“没想到我去了之后，受到热情的接待。院长自然对我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最难理解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够协调十足的刻板、严肃与一种随意宽舒的心境的矛盾？不过这无碍于那些修士修女们组成有趣的社团。待了没多久，我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一个年轻的中国教会医生挨着我坐下。席间，他混着法语和英语同我谈笑，餐后又和那位女院长一起领着我参观了这所他们引以为豪的医院。我告诉他们我是个作家，而他们竟天真地认为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里去。我们顺着病床走过，那位医生一一向我介绍每个病例。医院非常干净，没有一点污痕，看来管理得很不错。我已经把那个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方才想起来。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正在沉睡。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便问了声‘下午好’，但这并非我本来想要说的。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下午好’。的确如此，他的口音表明他是受过正统训练的。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认出了他——尽管他一脸胡须，容貌有了不少变化，而且已经那么久没有见过面。那是康维，我敢肯定是他。不过，假如我稍有犹豫，略有疏忽的话，说不定我倒会认定他不可能是康维。幸好当时我一时冲动，冒昧把他叫醒了。我喊他的名字，又报上我的名字，虽然他只是盯着我，脸上并没有任何认出我来的表情，但我已确信，我没有认错人。他脸上的肌肉奇怪地轻微抽搐了一下，以前我也曾注意到过这情况，还有他那双眼睛一点也没变，当年我们常打趣说他的那双蓝眼睛比起‘牛津蓝’来更像‘剑桥蓝’。而除此之外，他还是那种不会轻易与别人混淆的人，那种让你一见如故的人。见此情景，医生和修道院长自然都非常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人，他是个英国人，是我的朋友，他认不出我来可能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很惊讶，但表示同意。之后我们一起就他的病情谈了很长时间。然而，他们实在无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么能来到重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