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8（第5/7页）

这么一个喜爱收养野猪和蛇，并且认为自己“与所有生物都属于一个大家庭”的人，竟然尖酸刻薄地反对达尔文主义，还因为要他纡尊降贵也属于灵长类而很不高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接受这样的概念：有一个阶梯，将黑夜般的动物引导到光天化日的人类，但是，达尔文主义者那得意洋洋的实证主义使他的人本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同时都受到了伤害。我们大家都忘记了，革命理论很快从科学的假说发展到论证阶段，这使奥默先生与布尼贤神甫势不两立。在这个思想水准上，表明人是动物的后代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唯灵主义的立场，与其说其目的在于阐明造化的神秘锁链，还不如说干脆要贬低人的价值，而这一点科麦斯咖啡馆里的那些达尔文主义者乃至实验室里的那些人都没有怎么太注意。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不能预见到德日进的情况，也没有预见到，宗教内部一些思想先进的精英们到一定的时期终会归顺进化的理论，而那时候进化论在科学界已经不是坚如磐石的教条了。

这个对由来已久的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如此心仪的人，面对着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新发现竟然皱起了眉头，因为这些发现不符合《圣经》上所说的历史。但是尽管普通的常识显而易见，他厕身其中的为数众多的精英们，一代接一代地竟满足于犹太基督教文化对过去的六千年那贫乏单薄的解释，大概是因为这六千年从宏观上符合人记忆的现成数据，仿佛为大多数人制造出了一个受理性支配的最高界限。千百个世纪的地质演变对于奥克塔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天文学上的光年跟今日里大报的读者毫无关系一样，尽管他们还想象着到南门二上去着陆。在奥克塔夫看来，在他和亚当之间隔着一百二十代，这已足够让他感到如临深渊般的昏眩了，在这期间，少不了危险的、说不清楚或者混沌蒙昧的角落。这个奥克塔夫为上天造物之雄伟而感叹，有时也会想到，就在他从窗户到书桌走这几步的时间，地球已沿着它的轨道运转出千百公里了，他却没有发现，如果在十六世纪，他可能反对哥白尼，而在十九世纪，他是反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的。

在雷莫的热情中也有那个时代的恶劣习俗和偏见。他通过更令人筋疲力尽的精神苦行也达到了实证主义，但他的这种实证主义像一切教条戒律似的僵硬古板。他在多瑙河口旅行时，一天晚上遇到了一帮茨冈人。一个老妪走到他身旁要给他算命，他把手抽了回来，仿佛被一种邪恶下流的请求惹恼了，嘴里嘟囔着：“迷信就是肆意滥用了一些精神上怯懦的人的轻信盲从。”他一点也没有想要试一试，看看在那些职业预言家的老生常谈中是不是也夹杂着一丝说明真实的纤细线索：研究超心理学的时代尚未开始。超心理学是个好的词汇，它让人研究昔日里不加考察就扔到魔术妖法的废品堆上去的那些东西。这个可敬佩的青年背负着这样的一个缺陷，那就是他的乐观主义，几个世纪以来这是左派思想的一个特点。他跟他的偶像米什莱和雨果一样，相信人是善良的，不仅是神话或历史之初的那些人，甚至到如今，大街上的那些人也是善良的。他接受他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特别喜欢的这种假设。如果发展工业能够解决赤贫的问题，那么工业企业侵吞了他哥哥那么珍视的阿克兹的树林和田野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认为，要经过许多世纪才能解放非洲的黑人，并为此感到很失望；相反，他觉得美国的奴隶制已经由林肯彻底消灭了；他甚至想象不到，有色人种的屈辱地位会以另外一种名称用另外一种方式长期持续下去。

就在他的身旁，普通百姓在他的笔下显露出绘画般的面貌。他在巴黎对他的哥哥说：“跟我一起来吧，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外表寒酸的小酒馆，观察工人们的约会。听一听这些伙伴们如何互相倾诉他们的情谊，他们那黢黑粗糙的双手是如何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就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你能相信这些劳苦的人们愿意做坏事吗？”

“咳，我相信他们会做坏事，由于无知。”奥克塔夫惴惴地轻声说。

“那么，就应该跟这种无知作斗争……这些宽宏豪爽的灵魂，应该给他们一个能思考的头脑作武器……他们应当知道不要靠强权人物来给他们支持，要通过教育建起坚固的堡垒，从他们本身寻找到拯救自己的力量。”

这种煽动性的辞藻并不比奥克塔夫的论辩更有价值。雷莫没有发现，他倾向于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热情出自一个站在远处把“下等阶级”理想化了的少年，他在经常来往的人中间受到太多的拘束，迫切需要扩大他同伴的范围。这些工人跟奥克塔夫的卡普里渔夫一样因袭传统，是些传说中的人物，跟兄弟俩那么崇拜的斯拉夫叙事诗中的武士或克罗克特洛尼斯的游击队员似的，临死时还互相说一声永别，再加上个亲吻。奥克塔夫和雷莫在不知不觉中向往着一个单纯的、英雄式的、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世界，与他们在其中长大的资产阶级世界完全不同。那个热情的年轻人并没有错：我们一切错误的根底就是无知，而知识才是治疗无知的药物，但这里说的是一种比某个文盲更可怕的无知，只上个小学是消除不了的。雷莫感受到了人类本身的良善，他相信这一点，也感受到了人类社会的不完满，这让他处于矛盾窘困的境地，好像有铁钳夹住似的心痛欲裂，这也正像许多基督徒那样，一方面看到了现实的罪恶，另一方面又相信上帝无所不能。现实让他深恶痛绝，他需要相信“黄金时代”临近了：“让我们盼望着那个时代到来，那时，由于教育越来越普及，暴力和阴谋销声匿迹。这才是让我高兴的事。”这一种笨拙的信念发生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以前的两三年，距离以后一九一四年的两军在战壕里相持还有五十年（那时，阿克兹村毁于兵燹，村子的本堂神甫和三个村民被枪毙了），距离德国大建集中营还有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埃尔曼和他的儿子也倒在纳粹的子弹之下），在广岛扔了原子弹，森林里的树叶全落了。然而，这个哲学上的小学生提出的命题还很正确：即使他明知道人类是由缺陷和贤德杂糅而成，他也还是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我敢肯定，善良注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