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 36（第3/4页）

我本该不再过问这事的，但我的继母，那个认为狄更斯水平一般，而觉得高尔斯华绥小说中的良好家庭关系很令人感动的英国女人则相信亲人之间是可以言归于好的。如同那个时代许多家境贫寒的英国人一样，她曾在欧陆的家庭式膳宿公寓里待过多年，特别是在比利时；她刚刚在伦敦继承了一家小企业，使她得以干点疯狂的事：看到自己在这个国家里以女子爵的身份重新出现。无论是我父亲（我已经说过，他终于被授予伯爵的称号）还是对这种事看得更真灼的我本人，都从未能向她解释清楚过去的子爵封地的地主并不一定就是子爵，而且我明白，米歇尔对这件事也不太看重。另外，我母亲在埃诺的全部地产遗产都被米歇尔交给了一些不明不白的管理人了，它们需要我们去照看。在克里斯蒂娜·德·C对布鲁塞尔感到失望，回到她丈夫一生中最后两年在瑞士安顿下来之前的那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在比利时逗留过几次。我较为经常地在我异母兄长新盖起的宅子里吃饭，那座宅子从上到下摆放着一些巴约勒和里尔家族的家具与肖像，那是米歇尔在黑山城堡卖掉之后不知如何处理它们，就把它们堆放在新屋里的。关于死后的财产分割问题，米歇尔-约瑟夫一直坚持那种长子继承权的简单理论。据说，说真的，他坚持认为死去的米歇尔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潦倒，米歇尔已经通过一些神秘莫测的办法特别赠予了自己的女儿。至于我，那些箱笼衣柜和那些戴着假发的肖像对我并无诱惑。

人们都在谈论性无知，说是社会在离我们很近而又与我们不同，尽管表面上有些接近的时代里有意让年轻人生活在性无知之中，可是人们却没怎么去谈我们大家全都深陷其中的对金融和法律的极其无知；在这些我们的独立、有时是我们的生命所依赖的科学中，我们当中最聪明和最有教养的人往往也都只是文盲而已。我对于这种情况了解得不少，所以我感觉到在这个领域我是无法独自摆脱困境的。我把目标定在巴黎，我的第一本书刚在那儿出版，我不得不遗憾地离开巴黎前往我当时觉得是个迟钝麻木的首都的那个布鲁塞尔；我想的是，住在当地并照管着不动产事务的一个异母兄长将比我更会把那些土地卖个好价并把资金更好地用于投资。还没有一个贤哲跑来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找一个家庭成员始终是个错误，特别是在他与我们之间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最审慎的人也不可能不下意识地在牵涉到我们的事情上加上点仇视或放肆的。不过，我不相信在这件事上有这种情况出现，顶多只是漠然视之而已。我曾参加过我的代理人同一位买主的谈判，那个擅长讨价还价的农民对那个城里的、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的谈判者取得了全线胜利。我本该介入的，可我知道自己不行：一想到要从一份财产中获得好处，也许就必须要受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罪的；那份财产是我母亲和我自己从年金中获得的，而我们却从未操心过要去那片田地上和树林下走一走。一座座农庄卖掉后的钱一半投进由我异母兄长掌管的不动产，一半（米歇尔-约瑟夫没怎么想到要把风险分散）投放到一家旅馆老板扩大和改建的抵押贷款中；旅馆老板是隆博夫妇，三十五年后，在给《苦炼》中的一对布鲁日夫妇取教名时，我想起他们的名字来——投资就有回报，该你的就是你的。

美洲危机的狂风已经在使欧洲“纸牌搭起的房子”颤动起来。不动产银行垮了，而且，由于这桩交易不是有限责任（我当时还不懂“有限责任”是什么意思），我在其中失去的比投放的本金还要多。按隐喻法来说，旅馆也倒了，抵押款只是附带抵押，据说是收不回来的。我做了我两年前本该做的事，求助于一位法国老法律工作者——他以前曾在其他事情上让米歇尔摆脱了困境，在他的一位比利时同行的帮助下，他差不多收回了投给负债累累的旅馆老板贷款的一半。我决定用这笔被一点点蚕食掉的款子让自己过上十多年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然后再看怎么办。我没有发觉我这样做是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重蹈我的两个舅舅在一九〇〇年前后的覆辙，我自鸣得意的这个决定带着些微的一点安全系数让我安度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靠着投放在比利时并由我异母兄长掌管的资金收益过活，本可以多多少少地独立于我没有任何牵挂的一个家庭，独立于我出生之地和我母亲的出生之地，而这片国土至少表面上来看，对我是陌生的。这次投资暴跌了四分之三，这使我回复到了我自己的原样。

但是，即便我还算容易地接受了这一损失——并非因为宽宏大度而是因为没有经验，米歇尔-约瑟夫向我宣布这件事的方式也让我很恼火。他总喜欢用明信片开些无礼的玩笑：在一幅布鲁塞尔大广场的画的背面，他简单地告诉我说我母亲给我的遗产全都化为乌有了，按他的说法，我只能去大街上卖苹果了。（确实，比这更糟糕的行当还有的是。）我没体会出这个玩笑的内涵，那是受华尔街大混乱传言的启发编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华尔街的混乱情况，可我没有看报，我觉得那语气不应该是出自一个主动要管理这些如此容易就失去了的财产的人之口。我收到明信片后没有回复，也没再见米歇尔-约瑟夫，我们之间断绝了一切联络，除了那封宣布纹章消息的信，那是二十五年后的事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