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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只是略微有些爱好思索。我要求一切都实实在在。就是全凭这一点，我才能够抓住这个世界。不过，对我来说，一句绝妙的辞藻似乎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可是我想，最妙的辞句很可能是在离群索居的时候造出来的。它们需要某种最后的冷却处理，这是我所难以做到的，因为我总是在温暖的言辞化成的热水里趟着玩耍。不过，我的方法比起他们的，却是自有其长处。奈维尔厌恶这位特伦勃尔的粗里粗气。路易斯呢，则像一只高傲的仙鹤，眼睛斜视，抬高了脚步走路，仿佛用方糖夹钳夹糖似的挑拣着字眼儿。的确，他的眼神——粗野，含着微笑，然而绝望得孤注一掷的眼神，却表达了某种我们所不曾估量到的东西。奈维尔和路易斯，他们俩每人身上都有一种精确细密、一丝不苟的东西，那是我所钦慕但永远不会具有的品质。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正驶近一个铁路交会站。我要乘坐一列开往爱丁堡的车。我没法精确无误地弄清这件事——他就像一枚钮扣、一枚小小的硬币一样，模糊不清地夹杂在我的各种思绪里。那位兴高采烈的查票的老兄过来了。我有一张票——我当然有一张票啦。但是这不要紧。问题是我要么能把它找出来，要么找不出来。我仔细翻过了我的皮夹子。我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经常发生这类事情，总是阻挠我设法按照我一直竭力想做的那样，找到一些恰当的、十分切合当下这种场合的辞藻。”

“伯纳德走了，”奈维尔说，“连一张票都没有。他一边说着漂亮的辞句，一边挥着手，撇下我们走了。他跟那个饲马员或是那个管道工谈起话来，就像跟我们谈话一样毫不费力。那个管道工对他极为热心中意。‘要是他有那么个儿子，’他准在想，‘他会想方设法把他送进牛津大学。’但是，伯纳德对那个管道工又是怎么想的呢？难道他唯一所想的，不就是把他自己从来没有讲完的那个故事，继续不断地讲下去吗？在他还是一个经常把面包揉搓成小弹丸的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了。这个小弹丸是一个男人，那个小圆球是一个女人。我们全都是小圆球。我们全都是伯纳德讲的故事里的漂亮辞藻，全都是他记在笔记本里的事情，有的记在了A栏，有的记在了B栏。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地讲着关于我们的故事，只除了不知道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他从来不受我们支配。他就在那儿，在月台上挥着手。火车开走了，他却没有上去。他弄丢了他的车票。但那没关系。他会去跟那个酒吧间的女招待大谈所谓人类命运的本质问题。我们离开了；他已经忘了我们；我们渐渐走出了他的视野；我们继续赶路，心里充满萦绕不去的感触，一半苦涩，一半甘甜，因为他真有点让人同情，弄丢了车票，他只好去凭着他那半吊子的漂亮辞藻闯荡世界了；当然，他也是讨人们喜爱的。

“现在，我又装模作样地读起书来。我举起我的书，让它差不多遮住我的眼睛。但在这些饲马员和管子工们面前，我根本没法读书。我不具备欺骗自己的本领。我不欣赏那个人；他对我也不欣赏。让我至少做个诚实的人吧。让我谴责这个废话连篇、无聊懒散、洋洋自得的世界吧；谴责这些用马鬃制作的座椅，这些拍自各式码头和各式广场的彩色照片吧。我简直想要大声疾呼地谴责这种沾沾自喜的自满情绪，谴责这个世界的平庸无聊，这个世界会繁殖出这些表链上挂着珊瑚饰物的马贩子。在我心里，有那么一种东西简直可以将他们彻底消灭。我的笑声会使他们瑟缩在他们的座位上，会逼得他们在我面前号哭。哦，不；他们是不变的。他们永远是胜利者。他们会让我无法做到永远在一节三等车厢里朗读卡图鲁斯的诗歌。他们会在十月份逼迫我躲进一所大学，我将在那里当一名教师；还要跟着学校里的男教师一起去希腊；还要作关于巴泰农神殿遗址[9]的报告。住在那些红色的城郊小屋当中的一所里面，养养马，这样总是胜过老像一条蛆虫似的在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10]的颅骨里钻来钻去，娶一位品格高尚的夫人，那些大学女士当中的一位。然而，这样的话，我的命运将会如此被注定。我将会吃苦头。在八十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愤世嫉俗，以至于那些马贩子们都会恨透我。那就是我的胜利；我绝不让步妥协。我并非缺乏自信心；我并不带口音。我并不像路易斯那样吹毛求疵，总是担忧有人会想到‘我父亲是布里斯班的一个银行职员’。

“现在，我们正驶近文明世界的中心。那儿是那些熟悉的煤气罐。那儿是那座公园，有一条沥青小路横穿其中。那儿是那些不知羞耻地嘴贴着嘴、躺在枯萎的草地上的情侣。珀西瓦尔现在差不多已经到达苏格兰了；他乘坐的火车正穿过那红色的荒原；他看到了那道由边界小山丘形成的连绵不断的边界线，和那道罗马式的城墙。他正在读一本侦探小说，而又了解所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