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61/78页）

两人没再谈对劳洛的访问，各自也都避免在内心里对他的举止作出评判。不过探视来自彼得堡的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的结果令两人都比较满意。只见他躺在病床上，蓄着一部叫人觉得脾气挺好的大胡子，突出的喉结同样显示出他的好脾气；他曾要求打气胸，结果差点要了他费尔格先生的命，现在好不容易才慢慢恢复过来。可因此忍受了剧烈的震动休克之苦，也就是经历了胸膜震荡；众所周知，在做打气胸这种时髦手术的时候，这种事故在所难免。只不过他的情况格外危险，人完全虚脱了，昏厥了，情况严重得不能不中止手术，宣告了暂时取消。

一谈起当初打气胸的情况，费尔格先生就瞪大了他那好脾气的灰色眼睛，脸颊也失去了光泽；对于他来讲，那次手术必定异常的可怕。

“没做麻醉啊，先生们。好，就算我们这样的人经不起全身麻醉，在这种情况下禁止做全身麻醉，一个理智的人能够理解和适应这种规定。可是局部麻醉达不到深度，只是表面的皮肉麻木了，还能感觉出开了胸，尽管那只是一种遭受挤和压的感觉。我蒙住了脸躺在那儿，为的是什么也看不见，大夫的助手在右边按住我，护士长在左边按住我。我好像遭到了推挤和压迫，其实是我的皮肉给割开了，给翻转去用夹子夹住了。可这时突然听见宫廷顾问先生的声音：‘瞧！’而与此同时，先生们，他就开始用一件钝器——必定是钝器，否则就会提前刺破喽——探触我的胸膜。他这么探来探去，想找出适合于穿刺和灌气的部位，他就这么探着，就这么用器械在我的胸膜上东触触西碰碰——我的先生们啊，我的先生们啊！突然我就不成了，突然我就完了蛋，突然我就说不出的难受。胸膜可是碰不得的哟，先生们，它不让你碰，也不能够碰，它是用肉遮掩起来的禁区，处于孤立和不可接近的状态，永远永远。可现在贝伦斯把它揭开了，还探触它。我的先生们，我感到了恶心。难受得要命啊，我的先生们——我做梦也想不到，除了在地狱里，在地球上竟会有如此痛苦不堪、如此可悲可耻的感受！我昏厥了——一连昏厥了三次，一次眼前一片绿色，一次眼前一片棕色，一次又变成一片紫色。在昏厥之中还嗅到一股臭气，因为胸膜震动影响到了我的嗅觉神经，我的先生们，我嗅到了一股无比强烈的硫磺气味，就像真到了地狱中一样。但是就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却听见自己笑了，一边呼吸艰难一边却笑了；不过那不像是人在笑，而是一种极其下作、极其令人恶心的笑；这样的笑我一辈子也没听见过。要知道哟，我的先生们，胸膜给人探触，那味道就像有人极其卑鄙、极其放肆、极不人道地搔你的痒处；我呢，就得忍受到这样该死的羞辱，这样该死的折磨！这就是胸膜震动，先生们，愿仁慈的上帝别让你们吃这个苦。”

每次谈起那“可悲可耻”的经历，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都总会痛苦得脸青面黑，也非常害怕再回顾当时的情况。再说，他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与所有“高深”的东西完全不沾边儿，希望大家别对他提任何精神和心灵的特殊要求，他呢，也同样不会对任何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达成共识以后，其实他对自己过去的经历反倒讲出了一些挺有意思的故事。在让肺结核撂倒之前，他一直干着火灾保险旅行推销员这档子营生。从彼得堡出发，他东跑西颠、走南闯北，足迹踏遍了整个俄罗斯，目的是访问保了险的工厂，勘察经营已出现隐忧的企业，因为统计表明，火灾多数都发生在那些经营正好有问题的厂矿里。因此他就被派出去，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摸清楚一家企业的底细，然后向自己的银行打报告，以便及时通过增加再保险或者重新分摊保费来避免重大损失。他讲在广袤的俄罗斯帝国进行冬季旅行，说他乘着雪橇，盖着老羊皮被子，整夜整夜地在严寒刺骨的冰天雪地里赶路，有时候半夜醒来突然看见有星星在远处的雪野上忽闪忽闪，原来啊那是成群的野狼的眼睛。旅途中随身用木箱带着冻起来了的给养，例如冻得像白面包似的白菜汤什么的，到了驿站趁换马的工夫赶紧化开来食用，那味道吃起来跟刚烧好一样的新鲜。可倒霉的是半路上突然碰上融雪天气，这时候原本是一块一块的白菜汤就流泻出来啦。

费尔格先生就这么讲述自己的故事，讲着讲着就叹一口气，最后却说，一切原本都挺美好，只是希望千万别再来给他做什么气胸。他讲的没有任何高深莫测的内容，可却实事求是，异常中听，对于汉斯·卡斯托普尤其如此，似乎能听听俄罗斯帝国及其生活方式，听听它的大铜茶炊、它的鱼肉馅饼、它的哥萨克人，听听它那些洋葱头塔楼多得像一排排蘑菇的木头教堂，他觉得真是带劲。他还让费尔格先生讲当地的人种，因为他们属于北方的种族，在他眼里就更增添了异国的情趣；因此便讲到了他们血统里的亚洲成分，他们高而突出的颧骨，他们如芬兰人或蒙古人一般细眯眯的眼睛。汉斯·卡斯托普活像一名人种学家似的专心听着，不时还要求人家用俄语讲述——只听那柔滑无骨、富于异国情味的东方口头语，从费尔格那好脾气的胡须底下，从他那好脾气的大喉结中，快速、利落地啵啰啵啰涌流出来，小伙子更是听得如醉如痴，仿佛他又一次偷食禁果，悄悄闯进了教育的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