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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想不出有谁比苏克雷更适于继他之后担任共和国总统了。他知道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为了设置障碍在宪法中塞进了限制总统年龄的规定，苏克雷还差五岁，但他在秘密串联，设法通过一项修正案。

“您接受下来吧，”将军对他说，“我挂一个最高统帅的名，待在政府外围，正如公牛在一群母牛外围打转。”

他神情疲惫，但他的决心使人深信不疑。不过元帅早就知道，现在坐的这把椅子永远不会归他。前不久，当将军初次提出由他担任总统的可能性时，他说他永远不会治理一个制度与方向日趋危险的国家。按照他的想法，整顿的第一步是把军人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他打算向议会提议今后四年中总统之职不能由军队将领担任，用意也许是阻止乌达内塔上台。但是反对这一修正案最激烈的人将会是最有势力的人，也就是军队的将领们。

“我太疲倦了，不能没有方针地工作，”苏克雷说，“此外，阁下同我一样清楚，这里需要的不是总统，而是一个弹压叛乱的人。”

当然，他可以参加制宪议会，如果向他提出，甚至可以接受担任议会主席的荣誉。但是仅此而已。十四年的战争已经教会了他，能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他建立了玻利维亚共和国，把这片未开发的广袤土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担任总统期间懂得了权力变幻无常的道理。他的颖悟使他明白光荣的虚幻。“因此我不能接受，阁下。”他总结说。六月十三号，圣安东尼奥日，他必须赶到基多和他的妻子女儿团聚，不仅在这一年而且要在他有生之年和她们一起庆祝他的命名日。上一个圣诞节他已下定决心在爱的欢愉中为她们而生活。

“我对生活别无他求。”苏克雷说。

将军脸色苍白。“我还以为再没有什么能使我吃惊了。”他说。他直盯着苏克雷的眼睛：

“这是您最后一句话吗？”

“倒数第二句，”苏克雷说，“最后一句是向阁下知遇之恩表示感谢，永世不忘。”

将军在腿上拍了一掌，让自己从一场迷梦中醒来。

“好吧，”他说，“您替我做出了我一生中最后的决定。”

当天晚上他吃了一个医生为他治胆汁病的催吐剂，委顿不堪，写了辞呈。一月二十日，制宪议会开幕，他在告别演说中赞扬了议会主席苏克雷元帅，称他为最杰出的将军。赞扬引起会场一片欢呼，但是乌达内塔身旁一个议员附在他耳畔悄悄说：“那就是说还有一个将军比您更杰出。”将军的话和那个议员的挑拨像两枚火红的钉子刺进了乌达内塔将军的心。

乌达内塔的不快可以理解。即使他的战功不及苏克雷显赫，他的魅力也不如苏克雷，但没有理由说他不同等杰出。将军本人曾称赞他的镇静坚定，他对将军的忠诚和爱戴也久经考验，将军不敢面对现实时，他是少数敢直言不讳的人之一。将军注意到自己的疏忽，在排印出来的讲话校样上亲笔把“最杰出的将军”改成“最杰出的将军之一”。这个补救措施并没有消除乌达内塔的怨气。

几天后，在将军同友好议员的一次会议上，乌达内塔指责他伪称准备出国，其实是在秘密活动，企图重新获选。三年前，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在委内瑞拉省武装夺权，首次尝试把它从哥伦比亚分裂出来。于是将军前去加拉加斯，在欢歌和钟声中当众同派斯拥抱表示和解，并且投其所好，为他制定了一个特例制度，允许他随心所欲支配一切。“灾难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乌达内塔说。那次纵容不仅毒化了同新格拉纳达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传播了分裂的细菌。如今，乌达内塔总结说，将军能对国家做出的最好贡献就是立即改掉发号施令的恶习，离开这个国家。将军激烈地反驳。乌达内塔心直口快，说得慷慨激昂，在场的人都认为他们看到了一场伟大的老交情的破灭。

将军重申他辞职的决心，指定在议会选出新总统前由堂多明戈·凯塞多担任临时总统。三月一日，他从侧门离开政府大楼，避开应邀前来喝杯香槟酒祝贺他的继任者的宾客。他乘别人的马车前往临时总统借给他暂住的风光旖旎的富恰庄园。他意识到自己成了普通居民，仅仅这一点足以加重催吐剂的损害。他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准备文具，在半梦半醒间开始写回忆录。何塞·帕拉西奥斯拿来了足够写四十年回忆的墨水和文具，将军通知他的侄子、书记员费尔南多从下星期一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将军每天那时候头脑最清醒，可以痛思往事。他多次同侄子谈过，要从他记忆所及的最早一件事开头，那是他刚满三岁不久在委内瑞拉圣马特奥庄园做的一个梦。他梦见一头长着金牙齿的黑母骡闯进家里，从正厅跑到贮藏室，家里人和奴隶们都在午睡，母骡不慌不忙，见什么就吃什么，把窗帘、地毯、灯具、花瓶、餐厅刀叉和器皿、祭坛上的神像、衣橱箱子连同里面的衣物，厨房里的坛坛罐罐、门窗连同铰链和插销，以及从门厅到卧室的所有家具统统吃了下去，唯一没有碰的东西是飘浮在空中的他母亲梳妆台的一面椭圆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