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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他结尾说，“我就离开哥伦比亚，再也不回来了。”

话虽这么说，后来还是进行了调查，严厉审讯了责任者，在大广场枪决了十四个人。原定一月二日召集的制宪议会推迟了十六个月才举行会议，谁也不提辞职之事。但当时的国外来访者、偶尔一起聚会的人和过路的朋友都听他说“我要到人们要我的地方去”。

他病重的公开消息也不是要走的可靠征兆。他有病这一点谁都不怀疑。相反的是，自从他最近在南方作战归来，凡是见他在鲜花扎成的凯旋门下通过的人都吃惊地认为这次他必死无疑。他进城时骑的不是那匹赫赫有名的战马“白鸽”，而是一头用席子代替马披的秃毛母骡，他头发花白，满脸愁云，上衣肮里肮脏，一只袖管脱了线。他英武的风度荡然无存。当天在政府大楼为他举行的沉闷的晚会上，他郁郁寡欢，不知是出于政治诡计还是单纯的疏忽，竟用一个部长的姓名去称呼另一个部长。

他衰朽的模样不足以使人相信他将离去，因为六年来一直传说他身患重病，但他始终照常保持指挥能力。第一次带来将军病重消息的是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南方解放战争激烈进行期间，英国军官偶然在利马北面帕蒂维尔卡的沙漠里见到将军。他在一所临时搭成、权充司令部的小茅舍里看到将军裹着风雨呢斗篷躺在地上，由于忍受不住中午的酷寒，头上包着一块布，身边有几只母鸡啄食什么，他连驱赶的力气都没有。经过一场语无伦次的艰难的谈话，将军同来访者告别，最后一句戏剧性的话叫人听了心碎：

“把你目睹我临死的情况告诉全世界吧，在这片不是人住的沙滩，鸡都爬到了我身上。”

据说他害的是沙漠毒辣的太阳造成的日射病。又传说他先在瓜亚基尔，后在基多已处于弥留状态，害的是胃热，突出的症状是对外界毫不关心，精神极端冷漠。没人知道这些消息有什么科学根据，因为将军一向反对医生们的见解，他根据多诺斯蒂埃尔的《自我医疗》自己诊断处方。那是一本法国民间验方手册，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随身携带，作为了解和治疗任何身心毛病的绝对权威。

总之，谁的弥留时刻都不如他那么硕果累累。人们以为他快死在帕蒂维尔卡时，他却再度翻越安第斯山脉，在胡宁告捷，以阿亚库乔的最终胜利完成了整个西班牙美洲的解放事业，建立了玻利维亚共和国，在利马受到欢迎，盛况空前绝后，陶醉在荣誉之中。因此，尽管再三宣布他因病将引退出国，官方活动仿佛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人们认为只是显而易见的闹剧重演，不予置信。

将军回来后几天，举行了政府会议，开得不很愉快，结束时他拉住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元帅的胳臂说：“您留一留。”将军把他带到只接待少数贵客的私人办公室，硬要他坐在将军自己的大扶手椅上。

“现在这个座位与其说是我的，不如说是您的了。”他对苏克雷说。

将军的亲密战友，阿亚库乔的大元帅，对国家形势了若指掌，但将军在谈正题之前仍对他做了详细介绍。要不了几天就召集制宪议会，选举共和国总统，通过新宪法，虽然为时已晚，仍试图重温美洲一体化的金色梦想。秘鲁已被倒退的贵族势力控制，似乎难以挽救。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将军把玻利维亚拖往他自己的方向。委内瑞拉在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的统治下已于前不久宣布自治。南方长官胡安·何塞·弗洛雷斯将军联合瓜亚基尔和基多，准备成立独立的厄瓜多尔共和国。作为一体化辽阔国家雏形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又将沦为新格拉纳达总督领地。一千六百万刚刚获得自由生活的美洲人又得听从地方军阀的任意摆布。

“总而言之，”将军总结说，“我们双手创造的一切，正遭到别人的践踏。”

“那是命运的嘲弄，”苏克雷元帅说，“我们似乎把独立的理想播种得太深，如今人们互相都在搞独立。”

将军反应强烈。

“别重复敌人的鬼话，”他说，“尽管有时不幸被他们言中。”

苏克雷元帅道了歉。他聪明、整饬、胆小、迷信，出天花后留下的疤痕并没有减损面貌的温柔。将军很欣赏他，但说他故作谦逊。他是皮钦查、图穆斯拉、塔尔基几大战役的英雄，二十九岁就指挥了光辉的阿亚库乔战役，摧毁了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最后堡垒。除了这些功勋之外，他更受人称颂的是胜而不骄，心地善良，有政治家气质。那时他已辞去了全部职务，不佩戴任何表示军衔的标志。披着一件长及脚踝的大氅，老是翻起领子，挡住附近山头刮来的刀割似的寒风。他对国家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义务是代表基多选区参加制宪议会。当时他三十五岁，体格强健，热恋着索兰达女侯爵堂娜玛莉亚娜·卡塞伦，一个美貌、淘气、稚气未脱的基多姑娘，他们两年前结了婚，有一个六个月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