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7/9页）

采访者

小说是西方文化意味很浓的创作形式。它在东方传统里有什么地位吗？

帕慕克

现代小说是从史诗形式分离出来的，它主要是一种非东方的事物。因为小说家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集体，不认可集体的各种本能，他用不同于自己经验中的文化来思考和判断事物。只要他的意识和集体意识不同，他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孤独者。而他文本的丰富内容正好来自局外人窥淫癖似的想像。

一旦你形成了这种看世界的习惯，并以这种方式来写作，那么你就会有脱离集体的欲望。这就是我在《雪》里所考虑的模式。

采访者

《雪》在你发表的小说中是最有政治意味的作品。你是怎样构思的？

帕慕克

1990年代中期，我在土耳其开始成名的时候，国家和库尔德游击队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左派老作家和现代的新自由主义人士想要我帮助他们，要我参加签名请愿，他们开始借此请求我参与和我作品无关的政治事务。

不久之后，当权集团掀起一次诽谤运动来进行反击。他们开始辱骂我。我非常生气。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琢磨，何不写一本政治小说来探讨我自己的精神困境呢？我出自中上阶层家庭，对那些无人代表他们政治利益的人负有责任感。我相信小说的艺术。它如何让你变成局外人是件很奇特的事。当时我告诉自己，我要写一本政治小说。在完成《我的名字叫红》以后，我马上开始写这部小说。

采访者

你为什么让小说发生在卡尔斯小镇？

帕慕克

它是土耳其冷得出奇的几个小镇之一，也是最为贫穷的小镇之一。在80年代早期，各大主要报纸整个头版都在刊载卡尔斯的贫困状况。有人计算过，只要花上一百万美元左右就可以买下整个小镇。我想前往卡尔斯的时候，那里的政治气候也非常恶劣。小镇附近主要居住着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还有各种各样其他民族的人，包括过去在这里的俄罗斯人和德裔人。这里还存在着宗教差异，有什叶派和逊尼派。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游击队发起的战争异常激烈，致使旅游者根本无法前往该地。我知道自己无法仅以小说家的身份去那里，于是向一位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报纸编辑求助，拿到了能前往该地的记者通行证。他很有影响力，还曾亲自给市长和警察局长打电话，告知他们我要去那里。

我刚到那里就去拜访市长，并和警察局长握手，这样他们就不至于当街把我抓住。事实上，有些不认识我的警察的确曾把我抓起来带走，这也许是想折磨我一番。我赶紧报出来头——我认识市长，我认识警察局长……我为什么是个可疑的人物？因为即便土耳其在理论上是个自由国家，但在1999年之前，任何外来人仍会被当做嫌疑人员。但愿今天的情况要好多了。

这本小说中，大多数的人物和地点都以真实的对应物为基础。例如，销量为二百五十二份的地方报纸是真有其事。我带着照相机和录像机前往卡尔斯。我把一切都拍摄下来，然后拿回到伊斯坦布尔展示给我的朋友们看。大家都觉得我有点发疯。还有一些事情也真实地发生过。比如我在书中描述的一段谈话：一家小报编辑说出了卡在前一天所做的事。卡问他怎么会知道，他透露说，自己听到了警察用步话机说话的内容，知道警察一直在跟踪卡。这是真实的。他们也一直在跟踪我。

某个地方的新闻栏目主持人在电视上谈论我时曾说，我们著名的作家正在为国家写一篇文章——这可是件大事。当时市政选举正要举行，所以卡尔斯的人们向我敞开了大门。他们都想对国家报纸说点什么，想让政府知道他们有多贫困。他们不知道我要把他们写进小说，还以为我要在文章里报道他们。我必须承认，这显示了我的愤世嫉俗和残忍，虽然事实上我也在考虑写一篇报道。

四年过去了，我在这座小镇来来往往。我有时会在一家小咖啡店写东西，做笔记。我邀请过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一同前行，因为下雪时，卡尔斯是个美丽的城市。这位朋友在这家咖啡店偷听到一场谈话。我在做笔记时，人们会偷偷谈论说，他在写的是哪门子文章？三年了，就是小说也该写成了。他们总算识破了我。

采访者

这本书的反响如何？

帕慕克

在土耳其，保守分子，或者说是政治伊斯兰教徒和世俗主义者都觉得不安。不过还没有到查禁我的作品，或者伤害我的地步。但是他们感到不安，并在国家日报上写到了这些感受。世俗主义者不安是因为我写道：在土耳其做世俗激进分子的代价，是你忘了自己还必须是一个民主人士。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权力来自军方。这种情况破坏了土耳其的民主与文化的宽容性。一旦军队过多地参与政治文化，人们便会失去自信，而且会依赖军队来解决所有问题。人们总是说，国家和经济一团糟，我们叫军队来扫清一切。的确，他们是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问题，但是也破坏了文化的宽容性。很多嫌疑人员受到折磨，十万人被投进监狱。这给新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土耳其大概每十年就会有一次政变。我是出于这些原因才对世俗主义者进行了批判。此外，世俗主义者还不喜欢我把伊斯兰教徒刻画成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