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9/9页）

采访者

对大多数非土耳其读者来说，你的作品的新颖很大程度上和土耳其背景有关。你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土耳其国内环境下有什么独到之处？

帕慕克

有个问题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之为“影响的焦虑”。像所有作家一样，我年轻时也有这种焦虑。三十出头时，我一直在想，自己是否受到托尔斯泰或者托马斯·曼太多的影响。我曾在第一部小说里就致力于追求他们那种温文尔雅、贵族式的写作风格。最终我发现，尽管我沿袭他人的技巧，但是我工作于此的这部分世界离欧洲非常遥远，至少当时看起来是如此，而且，我努力在一个如此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气候下吸引了如此不同的读者。这表明了我的创意，即便这种创意来得太过轻松。它同时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这些技巧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并不是那么容易。

制造创意的公式很简单——把以前不在一起的两件事物合在一起。来看看《伊斯坦布尔》，它是关于伊斯坦布尔城、关于几位外国作家——福楼拜、奈瓦尔、戈蒂埃——对这座城市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看法如何影响了某个土耳其作家群。它还谈到伊斯坦布尔浪漫风景的虚构性。这部作品是自传和随笔的结合。此前从未有人做到这一点。先冒点险，然后新东西就会出现。我原想把《伊斯坦布尔》写成一本有创意的书。现在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成功了。《黑书》和它相似——它把普鲁斯特式的怀旧世界与伊斯兰的寓言、故事和恶作剧结合起来，将一切都放在伊斯坦布尔的背景之下，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采访者

《伊斯坦布尔》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感觉：你总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今天，作为一名现代土耳其作家你肯定是孤独的。你与自己长大成人，并仍然生活其中的世界比较疏远。

帕慕克

虽然我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中被养育成人，并被教导要尊重集体。但后来，我还是产生了一种脱离集体的冲动。我身上有自我毁灭的一面，在狂怒和气恼时，我会做些事情，让自己不再与集体愉悦相伴。在很早时，我就认识到集体会扼杀我的想像力，而我需要孤独的痛苦来运转它。这时我才会高兴。但是，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不久后我又需要那种集体给人带来慰藉的温情，而这温情可能已经被我毁掉。《伊斯坦布尔》破坏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们如今不再相见。当然我和哥哥也几乎不再见面。我和土耳其公众的关系，也因为我最近的一些评论而变得恶劣起来。

采访者

那么，你觉得自己有多少土耳其人的特点？

帕慕克

首先，我生来是一个土耳其人。我对这一点感到高兴。在国际上，人们在我身上觉察到的土耳其性，要比我自己看到的多。我是作为一个土耳其作家为人所知的。当普鲁斯特描写爱情时，人们觉得他在谈论普遍意义上的爱情。而我在描写爱情时，尤其在我刚开始写作时，人们会说我写的是土耳其式的爱情。我的书开始被翻译时，土耳其人为此感到自豪。他们把我当做自己人。对他们来说，我首先是一个土耳其人。一旦你在国际上出名了，你的土耳其性会在国际上得到强调，然后你的土耳其性也会被土耳其人所强调，这些人会重新接受你。你的国家身份成为某种被他人操纵的东西，由别人强加于你。现在，他们更担心的是土耳其的国际形象，而不是我的艺术。这在我们国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很多对我作品不了解的人，仅凭他们在大众报纸上读到的内容，就开始担心我会对外部世界怎样谈论土耳其。文学由善与恶、魔鬼和天使组成。但是，他们越来越担心的却仅仅是我书中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