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5/9页）

最后，对于方方面面，我总是要作多年的考虑。我可能想到某些想法，然后会把这些想法讲给亲密的朋友们听。对于想写的小说，我准备了很多笔记本。有时我没有写这些小说，但是一旦打开某本笔记，并开始为写小说做笔记，那么我就很可能会写这本小说。因此，写完一部小说后，我的心思会投入计划中的某个作品上去。一部作品写完两个月后，我就会开始写下一部作品。

采访者

许多作者从不讨论正在创作中的作品。你对此也保密吗？

帕慕克

我从不谈论故事情节。在正式场合，如果有人问我在写什么，我会千篇一律以一句话作答：我在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当代土耳其。我只对极少数几个人敞开心扉，而且我要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才行。我做的事就是谈论些小玩意儿。例如，我会让云彩说话，等等。我喜欢看人们如何对此做出反应。这都是些孩子气的东西。在写《伊斯坦布尔》时，我常做这种事。我的想法和嬉闹的小孩相似，努力想向父亲表明他有多聪明。

采访者

小玩意儿这个词有点贬义。

帕慕克

你以写个小玩意儿开始，但是如果你相信文学和道德的严肃性，那么最终小玩意儿会变成严肃的文学创新。它变成了文学的陈述。

采访者

评论家经常认为，你的小说有后现代特点。然而在我看来，你的叙述技巧主要得自于传统的来源。比如说，你会对《一千零一夜》和其他东方经典文本加以引用。

帕慕克

那是从《黑书》开始的。尽管更早时我已经读过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1985年，我和妻子前往美国，在那里，我第一次领略到卓越、丰富大气的美国文化。作为一个来自中东的土耳其人，想在这里确立自己的作家地位，我感到了怯意。于是我倒退一步，回过去找我的“根”。我认识到，我这一代人必须发明一种现代的民族文学。

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解放了我。传统伊斯兰文学的含义是如此反动、如此政治化，被保守分子以如此老派、愚蠢的方式加以利用，以至于我从不认为自己和这一材料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一到美国就认识到，我可以带着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心境去面对那些材料。我必须从区分伊斯兰文学的宗教含义和文学含义开始，这样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其中丰富的游戏、小玩意儿和寓言移为己用。土耳其极为雅致、优美的文学有其复杂的传统。但是，后来那些致力于社会的作家们将我们文学的创新性内容一倒而空。

在各种口述故事的传统里，很多寓言都会反复出现。中国、印度、波斯都是如此。我决定使用这些寓言，让他们发生在当代的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个实验——把一切堆在一起，宛如达达主义的拼贴画，《黑书》就有这种特点。有时把各种材料融合在一起，新东西就出来了。我所有这些再创作的故事都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加上一个侦探故事情节，于是《黑书》就诞生了。但是，美国文化的强大力量以及我认真想成为一位实验性作家的愿望，都是这本书的根源所在。关于土耳其问题，我无法写出社会评论式的作品——我害怕这些东西。所以，我只能试着写点别的。

采访者

你以前对通过文学作品来做社会评论感兴趣吗？

帕慕克

不感兴趣。我只对老一代的小说家有点兴趣，特别是在80年代。我是满怀敬意地在说这番话，但是他们的主题确实太窄、太褊狭。

采访者

让我们回到《黑书》之前的作品。是什么激励你写出《白色城堡》这部作品的？这本书里探讨的主题——模仿——在你后来所有的小说里都反复出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你觉得，为什么这种变成他人的想法会在你的小说里如此频繁出现？

帕慕克

这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竞争的哥哥，他只比我大十八个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我的父亲——可以说，是我弗洛伊德式的父亲。他成了我的另一个自身，代表权威。另一方面，我们之间有一种竞争性的兄弟情谊。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我在《伊斯坦布尔》里大篇幅地写到了这一点。我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男孩，善于踢足球，对各种游戏和比赛都满怀热情。他在学校里很成功，比我要优秀。我忌妒他，他也忌妒我。他还是一个通情达理、有责任心的人，是那种长辈们可以跟他一本正经说话的人。我专注于游戏，他则关注规则。我们一直在竞争。而我会想像自己变成了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这确立了一种模式，使艳羡、忌妒成为我深有所感的主题。我总是担心哥哥的力量或成功对我有太多的影响。这是我的精神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让自己和这些感觉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知道有这些感觉很不好，所以就以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应有的决心来对抗它。我并不是说自己是忌妒的牺牲品。但它的确给我造成了持续的神经紧张，令我一直疲于应对。当然，它最终也成为我许多故事的主题。比如说，在《白色城堡》里，两个主要人物之间施虐、受虐的关系就是以我和哥哥的关系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