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第30/48页）

您是知道的，由于惊恐，激动，纵身跳水，在水中挣扎时间过长，所以她昏迷了很长时间，直到抬回家里来之后，才完全苏醒过来。一苏醒过来，她马上询问她儿子怎么样了；儿子便走上前来：她一看到儿子走动自如，对她的关切抚爱应声回答，她的一颗心总算踏实了，这才肯安静地休息一会儿。她没睡多大一会儿就醒了，在等着医生到来之前，她便让我们——芳松、表姐和我——围着她的床前坐下来。她跟我们谈起孩子们，说是必须按照她的方法，时时刻刻地关注他们的教育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必定会出危险的。她对自己的病体倒是没太关心，但她预料到自己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像以前那样照顾孩子们，让我们大家分担她的责任。

她详细地阐释了她的全部计划和您的计划，以及实行这些计划的最合适的方法，还谈到了她过去对这些计划的一些看法，以及哪些对现在的计划有利，哪些又是不利的，最后，她还交代了在她不得不中断自己做母亲的义务期间我们应如何替她尽其职责。我当时就在想，这不像是只病几日就会痊愈的人所说的话，好像是在安排后事似的，尤其让我惊异的是，我发现她为昂丽埃特想得尤其周到。对于两个儿子，她只是考虑到他们童年时期的问题，仿佛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会有人照顾他们似的，但对她的女儿，她替她考虑了各个阶段的问题。她认为，在女儿的教育培养方面，谁也无法代替她来执行她根据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教育方法，因此，她简单明了地而又有条有理地向我们介绍了她为女儿制订的教育计划，对昂丽埃特的亲生母亲阐述了制订这样的计划种种无可辩驳的理由，声情并茂地要求她表姐认真执行。

她详细地谈论着对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以及母亲们的责任问题，同时边讲边夹叙着自己的一些往事，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我发现她过于激动了。克莱尔把表妹的一只手不停地放在嘴上吻着，泣不成声；芳松也在哽咽啜泣着；而我发现朱丽眼里也噙着泪水，但她忍着没哭，生怕更加地吓着我们。我立即感到：“她知道自己不行了。”我唯一的希望是，她这是因为惊吓过度，把危险看得也许比实际的危险过大所致。遗憾的是，我太了解她了，所以她是不会出这种错的。我多次试图劝慰她，让她不要太激动了，求她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无缘无故的伤心，有些话等身体好了再说不迟。她总是回答我说：“唉！女人要是不把心里话说出来，会痛苦不堪的，再说，我感觉有点在发烧，趁发烧说些胡话也好，但这些胡话却是有关一些有益的事情的，这总比清醒时尽谈些无用的事强得多。”

医生来了，全家上下一片忙乱，乱得简直无法形容。仆人们都拥在房门口，眼里充满了焦虑，双手紧攥着，等着听医生对他们女主人的病情的诊断结果，如同在等待听对自己的命运的宣判似的。可怜的克莱尔见此情景烦躁不安，狂躁不已，我真担心她的脑子会被刺激坏了。必须想方设法说服仆人们离开，免得克莱尔被眼前的恐慌景象吓坏。医生模棱两可地说了几句还有点希望的话，但听他那口气，我就知道希望渺茫了。朱丽也没说什么，因为她表姐在场，她害怕吓着她。当医生走出房间时，我跟了上去；克莱尔也想跟上来，但朱丽把她叫住了，并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一看就明白了。我急忙提醒医生，如果情况不好的话，千万可别让德·奥尔伯夫人知道，要像瞒着德·沃尔玛夫人本人一样地瞒着她，以免她因绝望而导致精神崩溃，使她无法再照料她的女友了。他说夫人的病况确实很危险，但是，意外发生到现在还不到二十四小时，还得观察一段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并说病情是否恶化得等到今天夜晚方能知晓，他得等到第三天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只有芳松一个人在一旁听到了医生的这番话，我费了不少口舌才让她保证不说出去，并统一了口径，去对德·奥尔伯夫人和家里其他人说。

傍晚时分，朱丽非要让她表姐去休息几个钟头，因为她已经守护了一夜，并且还想继续守夜。这时候，病人得知医生要给她脚部放血，并且医生还要给她开处方，便让人把医生叫来，对医生说道：“杜波松先生，医生对担心自己的病好不了的病人总是瞒这瞒那，这是很富有人道精神的做法，我很赞同，但是，对所有的病人都这样地用药，这样地挽救，这种做法，我认为就是多余的了，而且也是让人心里很不舒服的，甚至是很残忍的，因为好些病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做。您认为我该怎么治您就怎么治好了，我会完全配合您的。但是，您要是给我开一些安慰性的药物，那就大可不必了，因为我是身体有病，而不是精神上有病；我并不害怕生命的结束，但却害怕余下的日子没能好好地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光是极其宝贵的，不可糟蹋。如果您无法延长我的生命的话，那您就更不该剥夺我好好利用大自然留给我的最后的那短暂的时光了，因为您那样做，等于是在缩短我的这所剩无几的时光。我余下的时光越短，我就更应该加以珍惜。能治好最好，不能治就不用管我了：我会很好地面对死亡的。”这么一个平时说起话来胆怯腼腆、温文尔雅的女人，在关键时刻竟然口气如此坚决，铿锵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