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不幸（第8/9页）

莫斯塔尔也帮助发掘了泽蔻性格中一项新的特点。虽然在那件“蠢事”后，他不再与父亲有任何的眼神交流，更没再说一句话，可他却一点儿也没少继承斯拉沃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人的严谨。摇滚歌手柳比沙·拉西奇来莫斯塔尔演唱，泽蔻协助他办成了音乐会。而这成了他新生活的开始。如果想在摇滚圈子里出名，还不用到前台表演，巡回乐队管理员这个工作简直完美。每一场演唱会都少不了泽蔻，他像个“全能保姆”一样忙前忙后，以至于在萨拉热窝都会有人提起他的名字。当“无烟地带”乐队在库鲁季奇成立起来的时候，泽蔻出现在了他们的第一次演唱会上，并在其中大展身手。

而斯拉沃·泰奥菲洛维奇新热衷的事情恰巧伴随了他军旅生涯的终结。他被调来莫斯塔尔是要负责做好迎接铁托同志的准备工作。斯拉沃从兵营里带过来一面大大的南斯拉夫国旗。

“你们俩可要把它给我在这栋房子的拐角处固定牢了！”

泽蔻和戈岚乖乖照做。他们的父亲早就计划好一定要在阳台上隆重地迎接元帅。于是三天以后，泰奥菲洛维奇一家华冠丽服，毕恭毕敬地站在阳台上。一切都按照这位上尉的命令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铁托坐在奔驰敞篷车里，远远就望见一面挂反了的国旗，他向哲马·比耶迪奇质询道：

“这是怎么啦，这是？！我的天呐，我们不是开到了俄罗斯吧！”

因为把国旗挂反了而遭受纪律处分，可不单单给斯拉沃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不光彩的句号，它还结束了泰奥菲洛维奇一家人的共同生活。在斯拉沃脱掉他的制服之后，他和阿依达的争吵也进入了尾声。房子被分隔开来。客厅中间竖起了几个衣橱，原本的公共区域被一分为二。阿依达跟孩子们住在一边，斯拉沃则独自住在另一边。只要这个人一出现，阿依达就开始数落他的不是。起初还比较平和，但最终往往以她大吼“斯拉沃·泰奥菲洛维奇毁了她的生活”而告终。每当这时，阿依达便觉得她的丈夫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于是她大发雷霆。斯拉沃则处乱不惊；面对妻儿，他表现得漠不关心。一天，他出门买烟却没有回来。他是去斯科普里会情妇去了。他在那儿开了一家涂料公司，捞了不少油水。

不管在哪儿碰到他的工人们，他总是会问：“是谁教你们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没等工人们回答，他便兀自补充道：“你们要是想让这儿像点样子，就至少还得抛光三次！”

他面无表情，但声调很高，斯拉沃有很强的说服力。

正如1976年，泽蔻注视着霓虹灯，为不能收到父亲的任何生日礼物而感到心灰意冷。在这个兵荒马乱的1993年，他正一人坐在萨瓦河岸边。那是个周日，泽蔻摇晃着摇篮里的女儿斯维特拉娜。把这个金发小可爱带给他的，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位法学家，名叫兹维耶兹达娜。这个女人安静又温婉，默默地忍受着泽蔻的频繁出差。“无烟地带”乐队在贝尔格莱德的第一场演唱会上，泽蔻结识了她。婚礼前夕，这位乐队管理人却向未来的妻子说道：

“我喜欢你，我想让你成为我的妻子，只不过……”

“不过……什么？”

“如果米莉迦娜·加西斯再次出现的话，咱俩就没戏了……”

“不会的！”

兹维耶兹达娜没把泽蔻这番话当真。但是她预感到，这个忠诚而又专一的男人，定会做出某些意料之外的决定而令周围人惊讶的。徐徐柔风吹拂得水面微波荡漾，无数个酷热难耐的仲夏夜，潺潺流水在提醒着，没有什么会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永恒、那么坚固，不论是卡莱梅格丹堡垒(20)堆砌的石块，还是这整座城市。不过，表面之下的根基是否坚不可摧，则是无关紧要的了。

“事实上，堡垒和这座城市都扎根在萨瓦河的河床上，”泽蔻忖度着，“它们在河水里的倒影像极了我的生活。”水面上的波纹在它的存在里发端、消逝，恰如此情此景也会随同落日烟消云散；那时便只有路灯在河面上闪烁摇曳。“双眼所能看到的景象，总是如此迷人！”他心想，“幸好我活下来了，否则，我怎么可能再有机会欣赏如此美景。因为人并不是依靠残酷的真相和一成不变的规则活着，而是寄希望于他们坚信会到来的改变。唉，罢了，生活并不是由幻想和希望交织而成的……”

泽蔻就是在1993年8月的一个周日陷入这样的思索，他走到了克涅兹-米哈伊洛夫娜(21)大街，手里推着婴儿车，车里是熟睡的女儿。

自从南斯拉夫解体后，泽蔻作为乐队管理人的工作逐渐被组织政治宣传和选举活动取代了。泽蔻为摇滚乐的消逝感到惋惜。每当他出差归家，总爱到克涅兹-米哈伊洛夫娜大街散散步，因为在那里，他能与一些熟悉的面庞——一些前南斯拉夫人擦肩而过。战争还在持续，能遇到一位莫斯塔尔的，或是塔拉夫尼克的，或是萨拉热窝的同胞，都会让泽蔻万分欣喜。哪怕他本人并不认识人家，也会点头致意；否则，他便要不知疲倦地向对方倾诉衷肠。实际上，泽蔻常常怀念旧日时光，虽然现在的生活和他的孩子很少会唤起他内心的伤感。但无论如何，他总是会慷慨激昂地在心中重拾起那段岁月——尤其是1980年，南斯拉夫接受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反叛精神和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以及，在铁托逝世之后，对自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