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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海伦娜住在一起的十个标准月里，很少会待在自己家中，我们更喜欢和朋友们在世界网的圣地，在度假生态建筑，在夜总会游玩。我们的“朋友”是以前的远距传输器迷，现在管他们自己叫“北美驯鹿群”，那是旧地的迁移性哺乳动物，现已灭绝。鹿群中有几位作家，几个卓有成就的视觉艺术家，中央广场知识分子，全局媒体代表，几个激进的基艺家和整形基因拼合者，环网贵族，有钱的远距传输器怪物，闪回瘾君子，几个全息电影和舞台导演，零星的几个演员和表演艺术家，好几个改邪归正的黑手党先生，以及一堆名人……其中包括我自己。

人人喝酒，使用刺激和自动植入物，嗑电，还买最好的毒品。精选的毒品是闪回。这显然是上流社会的堕落：一个人需要全套的昂贵植入物来进行全面体验。海伦娜一定要把我整得服服帖帖的：给我装上生物监控器、感官添加器、内部通信志、神经分流器、催化器、后脑皮层处理器、血液芯片、RNA绦虫……我的老妈绝对不知道我的五脏六腑里竟是这些玩意儿。

我试过两次闪回。第一次是一次滑翔——我朝我九岁的生日宴会滑去，并且直击目标，体验了第一次爆发。那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拂晓时仆人在北部草坪欢唱，巴尔萨泽君勉强取消了课程，于是我和阿马尔斐在白天开着电磁车兜风，飞速穿越被颜色抛弃的亚马孙盆地的灰色沙丘；其他旧式家庭在黄昏时分抵达，举着火把列队前来，他们包裹着的晶晶亮的礼物在月光和万火之下闪烁着光芒。九小时后我从闪回状态中站起身，脸带微笑。

而第二次幻觉几乎要了我的命。

我四岁，哭着，在无穷无尽的房间中寻找老妈，房间里带着灰尘和旧家具的味道。机器人仆人想要安慰我，但我甩掉了他们的手，跑进了阴影滋生、沾染煤灰的走廊。我违反了灌输给我的第一条规则，闯进了老妈的缝纫间，她的密室，她每天都会退到那儿，待上三小时，然后出来时带着柔柔的笑意，苍白的衣服边会悄悄地划过地毯，仿佛幽灵的一声叹息在回响。

老妈坐在阴影中。当时我才四岁，手指割破了，我朝她冲过去，扑向她的怀抱。

她毫无反应。那端庄的手臂仍然靠在躺椅上，另一条胳膊则软软地摆在椅垫上。

我往后退去，被她那冷漠的木头人形状吓住了。我没有爬上她的大腿，而是拉开了沉重的天鹅绒帘子。

老妈眼睛惨白，眼珠望着头顶。嘴唇微张。口水从嘴角淌下，在那漂亮的下巴上闪烁。从她金色的发丝中（束起扎成她喜欢的贵妇人造型），我能看见刺激电线的冷钢之光，以及头颅插口的暗淡光辉，那里正插着插座。两边的小片骨头异常惨白。她左手边的桌子上，有一支空空的闪回注射器。

仆人走过来把我拉走了。老妈眼皮从来没动一下。我一边尖叫，一边被拉出了房间。

我尖叫着醒了过来。

也许是因为我拒绝再次使用闪回，加速了海伦娜的离去。但我对此怀疑。我只是她手中的玩偶：一个原始人，几十年来，她认为我对生活的无知理所当然可以供她消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由于我拒绝使用闪回，所以我一个人度过了许多日子，成日不见她的影子；花在重现中的时间是实时的，闪回使用者死的时候，经常是在毒品中度过的日子比他们真正清醒的时候还要多。

起初，我拿植入物和技术玩具作消遣。作为一名旧地家族的成员，我曾经很排斥这些东西。第一年，数据网总能带给我乐趣——我无时无刻不在搜寻信息，生活在一种疯狂的全面接口下。我沉溺在这些信息中，就像北美驯鹿群沉溺在刺激和毒品中一样。我能想象巴尔萨泽君被气得从他那早已熔化的墓穴中跳起来，因为我为了这全能植入物带来的短暂满足，放弃了长久的记忆。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损失惨重——菲茨杰拉德的《奥德赛》，吴侨之的《最后的三月》以及其他二十多部史诗，它们活过了我中风的日子，如今却烟消云散了。许久之后，我才终于摆脱了植入物，再次煞费苦心将它们全部记住。

我这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开始关心政治。日日夜夜，我经由远距传输器电缆，或者躺在那儿连进全局，关注着议院的一举一动。有人曾估计，全局每天会处理一百条霸主现行立法，在我拧进感觉中枢的那几个月里，这些议题我一条也没错过。我的声音和名字在辩论频道变得名闻遐迩。没什么议案太微不足道，没什么问题太简单或者太复杂，我全身心投入了进去。每秒钟都会有投票，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给我带来了错觉：我办成了什么东西。最后我意识到，定期接入全局仅仅意味着：要么是不出家门半步，要么是成为行尸走肉，于是我放弃了对政治的魂不守舍。公众对一个经常忙于接入植入物的人会有一种怜悯。我无须海伦娜的嘲笑就意识到，如果我把自己关在家门里，我会变成全局的寄生虫，沦为环网中数百万懒汉之一。于是我放弃了政治。但那时，我又发现了新的热望：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