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窑中的祈祷[37]（第9/12页）

亲爱的杰弗里，

每次收到你的来信我总是很欢喜，尽管今天得知你的困境我也不免伤感。你回国后一定要来看我。你甚至可以到我的课上来。一如往常，我让孩子们读凯撒和维吉尔，或许你能给他们讲讲战争。春天来吧，修道院庭院里的花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美，我们可以就困扰你的一切进行深谈。但在那之前，我已经仔细思考过你信中的问题，下面是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请你原谅我——一个一生都相对安逸度过的老修士——指出你的问题并不新鲜。你注意到曾经善良的人在压力下丧失美德，变得怨毒、愤怒、远离上帝，我认为这不能视作“信仰的危机”。苦难的确会将人推向罪恶，但它同样可以使人向善（想想艾萨克·若格[51]，或者任何一位殉道士，任何一位被授秘义者，或者耶稣本人）。

你将违规行为向上反映的努力值得称道。但从你的宗教义务出发，要记住这些疑似违规案例，即使属实，也只是罪恶的爆发，而非罪恶本身。永远别忘记这一点，否则你可能失去对人性弱点的怜悯。罪恶是一件孤独的事，它是包裹着灵魂的虫，使灵魂无法触及爱、快乐，无法与他人或上帝沟通。那种深陷孤独、无人倾听、无人理解、无人回应其哭喊的感觉仿佛一种疾病，借用贝尔纳诺斯[52]的话来形容：“广阔的神圣之爱的潮水——那孕育万物的烈焰之海，只能徒劳地涌过。”在我看来，你的职责是找到一个缝隙，并通过它进行两个灵魂之间的某种沟通。

派遣期余下的时间里，我将这封信随身收藏——放在制服胸前的口袋里，用塑料袋包好以免被汗浸湿。那页纸透出人性的温暖。署名是：“你的主内兄弟。”

“你们中有谁觉得，”我问参加星期日弥撒的一小群陆战队员，“当你回到美国时，普通民众无法理解你们的经历？”

几只手举了起来。

“我的教区有一位居民，他六岁的儿子罹患了脑瘤。他看着自己的孩子经历极度的痛苦、化疗，最后是残酷、惨不忍睹的死亡。谁更愿意有那样的经历，而不是来拉马迪？”

我看见陆战队员脸上现出一丝疑惑。很好。我不希望这次弥撒只是司空见惯的说教。

“有一天我和一个伊拉克男人交谈，”我说，“一个平民，就住在外面那座城市里。我听见陆战队员说，那座城市应该被夷为平地。应该被焚毁，城中的每个人都被火焰吞噬。”

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个伊拉克男人的小女儿受了伤，一次厨房事故。热油从炉灶上洒下来，浇了女孩一身。然后那个男人做了什么？他抱起女儿，奔跑呼救。他找到陆战队的一个班。开始他们以为他抱着一枚炸弹。他面对那些瞄准他头部的步枪，将奄奄一息的女儿、这个弱小的女孩，交给一名满脸惊讶、身材魁梧的下士。那名下士将他带到查理连医疗站，医生救了女孩的命。

“我就是在那里遇到的这个伊拉克人。这个拉马迪人。这个父亲。我和他交谈，我问他是否因为美国人对他的帮助而心存感激。你们猜他说什么？”

我让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脑海里停留了片刻。

“‘不。’那是他的回答，‘不。’他找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有最好的医生，唯一值得信赖的医生，而不是因为他喜欢我们。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告诉我，全因为美国入侵造成的动乱。他认定是我们的错。现在他上街时提心吊胆，害怕无缘无故丧命，他认为这也是我们的错。他在巴格达的亲戚被折磨致死，他同样认为是我们的错。最让他记恨我们的是，有一天他和妻子看电视时，一群美国人踢开他的门，抓着他妻子的头发将她拖出去，在他自己的客厅里殴打他。他们用步枪戳他的脸，踢他的肋部，用他无法理解的语言向他大吼。他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便打他。现在，陆战队员们，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谁愿意用在拉马迪七个月的派遣来交换这个人的人生，在这里生活？”

没人举手。有些陆战队员表情很不自然，有些带着怒气，有些怒不可遏。

“现在，如果这个人支持叛军，我不会感到惊讶。翻译说这人是个坏人。一个‘阿里巴巴’。但很显然，这个人受了苦。而且，如果这个人，这个父亲，真的支持叛军，那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苦难赋予他让你们受苦的理由。如果他被殴打的事属实，那意味着打他的陆战队员认为他们的苦难赋予他们让他受苦的理由。但就像保罗提醒我们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53]”我们所有人都在受苦。我们要么感到被孤立、形单影只而迁怒于他人，要么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个教会。我教区里的那位父亲觉得没人理解他，也不值得给他人机会去尝试。或许你们觉得不值得去理解那个伊拉克父亲的痛苦。但是基督徒的身份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看着另一个人类说：‘他不是我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