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窑中的祈祷[37]（第7/12页）

“叛军——你的意思是。”我说。

“他们都是叛军。”他说。他能看出我并不赞同，情绪变得十分激动。“你，”他充满怨恨地说，“想看看这个吗？”

他掏出一台相机，开始翻看照片。当他找到想要的那张时，他把相机屏幕转向我。

我准备好目睹可怕的场景，可相框里只有一个伊拉克儿童，弯腰对着一只盒子。“那孩子正在装炸弹，”他说，“被抓个正着。他一走我们就把炸弹原地引爆了，因为即使是豪珀特上士也不愿和一个孩子过不去。”

“那孩子最多五六岁，”我说，“他不可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那对我有区别么？”他说，“我从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出去。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张照片是我早些时候拍的。换作现在，我早一枪崩了那小崽子。我真后悔当初没这么做。如果我今天抓住那小崽子，我他妈会把他吊在他父母房子外面的电话线上当练习靶，一根汗毛也不剩下。”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而且，对有些人来说……”他顿了顿，“可以有很多理由判断某个人是基地分子。他车开得太慢，或者他车开得太快。我不喜欢这个混蛋的模样。”

和他见面后，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和罗德里格斯那次不同。我会尽力而为。

首先我找到他的排长，豪珀特上士。他告诉我，战斗心理诊室已经确诊那名准下士带有“战斗应激反应”。这在军中很普遍，不算是病，也不能作为把陆战队员撤下战场的理由。而且，他说，尽管那名准下士言语激烈，他仍能出色完成任务，因此我无需担心。

我去找博登和军士长谈话，得到相同的答复。我去找费尔中校，他问我是不是心理学专业的。我去战斗心理诊室，他们告诉我，如果他们把每一个有战斗应激反应的士兵都送回家，就没人留下来打仗了。“那是对待不正常事件的正常反应，”他们说，“拉马迪充斥着不正常事件。”

最后我找到团部的牧师，一位睿智的长老会教士。他告诉我，如果我真的不怕得罪人，不如写封电子邮件详述我的忧虑，发给所有责任方，这样一旦出了问题便有案可稽。

“如果只是个电子邮件，他们多半会玩推卸责任的游戏。”

我把邮件发给了中校、博登、豪珀特，甚至还有战斗心理诊室的医生。没人回信。

回想起来，那并不奇怪。那个准下士的崩溃——他同情心的丧失、他的愤怒、他的绝望——全是自然反应。他是个极端案例，但我在不少士兵身上都看到他的影子。我想起罗德里格斯。“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他们都是敌人。”

在神学院里以及毕业后，我读了很多圣托马斯·阿奎那[48]的著作。“感性的欲望，尽管服从于理性，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会因为对理性禁区的渴望而抗拒理性。”这当然会发生。这种观点显然并不新颖，像艾克隆和博登那样的老兵必定不会在乎。那种反应是人之常情，所以算不得问题。如果人们在重压之下不可避免有此反应，那还算一种罪过吗？

我在晚祷中未能寻得答案，于是我在随身带到伊拉克的书里苦苦寻求帮助。“如何坚持下去啊，生活！看不见你的住所，还要将心中爱人射来的箭亲手折断。”[49]

总有圣人为我们指路。当年圣十字若望[50]被囚禁在仅能容下身躯的逼仄囚室中，每星期被当众鞭挞，仍写下《心灵的赞歌》。但没人期待他会被封圣，哪怕只是提出这样的请求也会冒犯权威。

那段时间我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以为战争中至少会涌现高尚。我确信它的存在。那么多英雄故事，至少一部分是真的。但我看到的大多是平凡的人，想要行善，却无情地被现实击溃——因为恐惧，因为无力抑制自己的愤怒，因为刻意维持男子汉形象和所谓的‘冷酷’。他们渴望变得比环境更强硬，因此也更为残忍。

“然而，我感觉这片土地比我们的家乡更为神圣。贪食、肥胖、纵欲、过度消费、享乐主义者的天堂，在那里我们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而在这里，至少罗德里格斯会庄重地为下地狱而忧虑。

“今夜的月色美得无法言说，拉马迪却是另一个世界。人们居然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大约三周后，罗德里格斯又找到我。那时查理连的作战区域已经缩小到不及最初的一半。那里依然危险，但他们的事故报告已大为减少。罗德里格斯看上去平静些，这让我反而感觉异样。我不禁想起那只装思诺思的小塑料袋。

“我再也不相信这场战争了。”罗德里格斯告诉我，“人们想要杀死你，每个人都很愤怒，你身边每个人都疯了，全恨不得把别人揍个半死。”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黯淡下来，“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一个人会被杀，又是什么让他活着。有时候你搞得一团糟却安然无恙，有时候你做了正确的事却有人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