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奇言妙语（第12/22页）

其实，魏晋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华夷之辩，而无南北之分。到了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权力中心和经济中心在长安与洛阳，即关中和中原地区，这种优势是压倒性的，没江南什么事，所以南北之间也没有什么问题发生。

到了魏晋时期，南方人北方人的概念渐渐清晰起来。尤其是晋灭吴后，大批吴国旧臣出于种种原因北上求官，很是艰难，遭到北方人的排斥和歧视。这歧视除了他们是亡国之臣外，还有着强烈的地域原因。

但很快，随着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到来，五胡乱华，中原崩溃，北方士民出奔江南，情况急转直下，以往很具心理优势的北方人突然失去故土，跑到江南寄人篱下。

南方人此时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同时，又有一种可与北方人平起平坐的兴奋；甚至有心理优越感和对北方人的报复性歧视。

尽管有此背景，但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土著士人仍少有进入权力核心者，顾荣、顾和、贺循、陆玩、陆晔等人虽位居高官，但却并非掌权者，甚至到了南北朝时，齐高帝萧道成欲用南人张绪为仆射，征求琅邪世家王俭的意见，后者答：“绪少有佳誉，诚美选矣，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

政治上虽然如此，但在文化和习俗上，从东晋时代开始，江南之风深深地影响了北方的迁徙者。至于谢安、王徽之等原籍北方而出生在江南的名士，在生活习惯上已完全南方化，说话也已作吴语。

这个时候，南人北人的辩论渐渐多了起来。

名士褚裒曾对孙盛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孙盛答：“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名僧支遁听后说：“圣贤不去说他，只就才华中等的人而论，北人看书，一如在开阔处看月亮；南人学问，一如在窗户里看太阳。”

褚裒、孙盛和支遁道出的实际上是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

北方大漠孤烟，粗犷刚健；南方小桥流水，灵秀精明。当时的名士已洞悉到地理环境和地域风俗对人的思维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地域文化的差异，这种影响千秋而传，这种差异至今仍无法消除。

到东晋中期以后，南方风俗已被北来的侨姓士族所习惯，最大的特点是北来之人完全接受了南方话。

权臣桓温之子桓玄曾问自己的属下羊孚：“何以共重吴声？”意思是，为什么大家都重视吴侬软语？

羊答：“当以其妖而浮。”也就是艳丽而飘逸的意思。

作为桓温少子，桓玄生于姑孰，长于荆州。他的口音，有可能是江淮话和荆楚话相杂，所以有“何以共重吴声”之问。

古代的普通话被称为“官话”“正音”或“雅音”，一般来说，首都话即官话，以长安为都，官话自然是秦腔；以洛阳为首都，官话自然是洛腔。

魏晋时期，洛阳官话又被称为“中原雅音”或“中原正音”。

永嘉之后，中原士民南迁，晋室在江东重建，身处吴语氛围；同时，南渡诸人又带来了“中原正音”。两者相融合，形成了当时的官方语言江淮话。

虽然当时的官话并非纯粹的吴语，但并不妨碍南迁的人们在私底下用其语调。比如，宰相王导就经常在家里学说吴语。到了他们的子孙辈，生于江南长于江南，张嘴自然便是纯正的吴调了。

支遁在会稽，见到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后来有人问：“你看到王家诸少年了？都很优秀吧！”

支遁答：“也没什么，只见到一群白脖儿乌鸦在那儿哑哑地叫唤。”

支遁的白脖儿鸦之比，意在说他们正在说吴语。当然，从东晋开始，对自信日益提升的江东人来说，自是以家乡语言为美，还看不上洛阳话呢。有人问画家顾恺之：“为何不像洛阳的书生那样吟咏？”

作为常州人的顾回答：“哈，那多难听，声音浑浊如老婢之声！”

从顾恺之的回答中，我们终于感受到南人的自信，这跟蔡洪在洛阳时的情形已经不一样了。

你醉了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西晋建立者武帝司马炎死后不久，帝国就迅速陷入大乱状态。

这种节奏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有可比性的只有秦、隋二朝。

问题是，这两个帝国迅速解体，跟二代皇帝广征民力有直接关系。西晋不是这样的。西晋之倒霉，跟二代皇帝的智力有直接关系。

司马懿多有权谋，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多厉害，司马炎多聪明。也许司马家的智力都集中在前三代身上了，到司马炎的儿子这里已经用完，所以当太子司马衷被发现智力存在问题后，皇宫里的人在惊愕的同时，都纷纷表示：上辈人智商太高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