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35/44页）

也许从那一刻起，这个德国元帅对各国联军1900年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入侵行动产生了某种疑问。尽管他刚刚踏上这片国土，对这个帝国的一切还一无所知。

作为军事统帅，瓦德西指挥的军事行动被称做“联军的讨伐”。联军一共派出46支讨伐队，其中德军就占了35支。因此，没有参加攻击北京城战斗的德军，“义不容辞”地成为“把战斗继续下去”的主力。所谓“讨伐”，即组成战斗部队，以北京为轴心向各个方向进行“清剿义和团”的战斗。其实现在这只是一个扩大占领区的借口，因为义和团早已经溃不成军了。联军所到之处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联军首先向北京郊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清剿。西南方向攻打了良乡县城，西北方向扫荡了八大处和观音村等地，南面清剿了南苑、大兴，联军认为这里是“团民”的窝点，因此杀了不少青年农民。随着“讨伐”行动的扩大，联军把主要方向集中在义和团的发起之地：直隶省。在束鹿县，他们遭到义和团的阻击，法军的大炮向敢于阻击的村庄进行了连续的炮击，伤亡的帝国百姓达数千人。在青县，知县被捕并被处死，县城被严重焚毁。永清县驻扎着帝国的正规部队，当联军到达的时候，帝国的军队正在操场上操练，联军以为这些军队是在集合御敌，于是立即开枪扫射，没有任何防备的帝国军队在10分钟之内便被打死二百多人。永清知县闻讯赶来想制止屠杀，但是立即被联军捉住，并且被绑在了县衙门里“毒打取乐”。同时，联军包围了县城，抓了数百人和知县，威胁“如果交不出一万两银子就全部枪杀”，并且强迫知县指认谁是义和团。全城的绅士百姓急忙凑银子，直到二更时分才把银子凑齐，但被抓的人已经只剩下一半还活着。

保定是联军讨伐的明确目标，他们认为那里是义和团的大本营之一，并且他们得知军机大臣荣禄逃跑的时候带到这里不少帝国的守城的部队。讨伐保定县城，联军动用了德、意、法、英四国部队，共一万多人，分成两路攻击。攻击前，联军向朝廷派来的谈判代表李鸿章“声明”：如果有帝国正规军队抵抗，就全城鸡犬不留；如果不抵抗，就打白旗迎接联军。李鸿章立即命令当时的直隶布政使廷雍：“务必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帝国的正规军得到命令后，不但准备了白旗，而且开始剿杀义和团。联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包括廷雍在内的帝国官员出城迎接。联军进入保定城之后发现衙门银子库里的银子没了，失去了抢劫机会的懊恼使他们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拿他们的话来讲，是要给这里“留下不易忘却的惩罚”。联军对保定的烧杀确实令中国人以为仇史，永世难忘。当时整个保定县城犹如一座刑场，城中的空地上竖起了密密麻麻的绞刑架，上面吊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到了晚上，满城燃起大火，那些还活着的中国人在大火和废墟中到处躲藏，但很少有幸免者。联军官兵抢劫了他们认为值得抢劫的所有的财物，装了数百辆大车，昼夜不停地往北京方向运。仅11月5日这一天，从保定县城出城的大车就有一百多辆。联军同时还洗劫了保定附近的村庄，连帝国皇家的陵园西陵都不能幸免，这座花费无数银两修建的皇陵一天之内变成废墟，不但陵内所有的珍宝被劫掠一空，就连陵园门窗上的铜片都被撬走了——联军官兵认为那是金子制作的。更令人不知该如何描述的是，联军居然在保定衙门“升了堂”以“审问”帝国的政府官员。联军总指挥盖斯里自称是“国际审判官”，他端坐在衙门大堂的正座上，两旁的“衙役”全是洋兵。“审问”从廷雍开始，姓名、职业和罪行。最后宣布“审判结果”：直隶布政使廷雍、保定守尉奎恒、参将王占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察使沈家本革职，实施军事囚禁；候补道谭文焕押解天津继续受审。“判决”后，廷雍等三位帝国朝廷命官被押解到南城外凤凰台“枭首示众”。

1900年中华帝国的所有的故事都令中国人百年不敢忘记。

保定衙门里发生的荒诞剧还有一个小细节：在联军未到达之前，廷雍指令一个官员将衙门银库中的10万两库银转移到一个估计联军不会到达的县的银库中去。这些银子确实没有被联军抢走而被“安全转移”了，但是，在“转移”的半路上，那个官员拿出了其中的4万两分给参与“转移”的衙役，然后把剩下的6万两“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廷雍被联军“正法”，帝国的这些银子从此便无人过问。而更奇怪的是，那个官员在1900年以后的日子里居然一直平安无事——其“尚署某县”，只是别人偶尔提及关于那段日子或那些银子的事，他就显得有些尴尬——“常饰为窘乏，以冀掩饰云。”（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