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谁主沉浮（第17/23页）

刘文辉除邓，还来自于他的一个现实需要。

在前期的二刘之战中，由于刘湘夺走了包括自贡在内的大片地盘，导致刘文辉防区缩小，收入大减，而军队仍然庞大，一时僧多粥少，军费开支变得极端困难。

要解决这个困难，继续扩充防区是最好的办法，邓锡侯的防区尽属膏腴之地，不正好拿来“进补”吗？

1933年春节刚过，刘文辉即召集军事会议，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保定系将领仍然不赞成对邓锡侯动武。他们认为，邓锡侯虽为人狡猾，但对维系保定系仍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邓锡侯在川军中的关系网复杂，如果对邓锡侯发起攻击，不唯多树一敌，而且可能遭致诸侯们的群起围攻，太危险了。

刘文辉有一个师长，名叫冷寅东，乃保定系的中坚分子。他仗着自己与刘文辉有同学同乡兼拜把兄弟的关系，私下进言，说要解决给养困难，可以另辟蹊径，不一定要打，比如劝邓锡侯让出几县防地，再不行，还能缩减部队，减少开支。为此，他本人甚至愿意自动离职。

刘文辉越听越来气。我说邓猴子都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这样替他打掩护，你们吃的究竟是邓家的饭，还是我刘家的饭？

怒不可遏之余，刘文辉当场撂下狠话：“这次打邓晋康（晋康是邓锡侯的字），就是一碗毒药我也要喝下去！”

将领们的力保，反而使得刘文辉除邓之心更加迫切，因为他无意中发现，邓锡侯在保定系里面竟如此得人心，不除掉能行吗？

保定系不支持，亲信嫡系支持，比如刘文辉的侄子刘元塘。这些人大多是少壮派，加之行伍出身、资历浅、学历低，全都得跟着刘文辉才能“鸡犬升天”，自然是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刘文辉撇开保定将领，召集直属旅团长单独开会，众人一致主战，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自1933年4月起，刘文辉将部队大量调动到成都附近，开打的架势已经十分明显，邓锡侯这才察觉大事不妙。

猴子起初没想到刘文辉会打他，还以为已经风平浪静，至多推出个把“奸人”来顶杠就完了呢。

归根结底，两人的性格相差实在太大。按照邓锡侯的哲学，所谓“背信弃义”，不过是他适当运用了一点生活中的小智慧而已。朋友嘛，本来就是既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也可以捅你两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再说了，你不是也挖过我的墙角吗，大家都是成年人，何必扭扭捏捏。

在邓锡侯眼中，刘文辉是超级强人。一个超级强人，情感世界怎么会如此脆弱？

邓锡侯百思不得其解，他能够理解的是，刘文辉的刀已经架到他脖子上了。

虽然二刘所签和约上，曾注明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但那说的还是半年前的事，半年过去，时过境迁，刘湘已不可能再搅进来，邓锡侯只能自己挺着脖子挨刀。

再看看实力对比，邓锡侯一共才拥兵四万，刘文辉却有一百多个团，十二万人，且能征善战，这笔账算得猴子浑身发凉。

他一面派人谒见刘文辉，磕头作揖，请对方高抬贵手，一面与刘文辉的那些保定将领联系，呼吁“保定系不打保定系”，甚至同意将那位被指认的“奸人”予以免职。可无论是求饶还是呼吁，刘文辉决心已定，就是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了。他准备以设宴邀请为名，将邓锡侯予以扣留，擒贼先擒王，不战而瓦解其军。

刘文辉账中，反战并同情邓锡侯的人很多，有人偷偷地跑出去告诉了邓锡侯。邓锡侯闻报，顿时七魂去了六魄，急忙以打猎为名，只带几个随从，便乘车潜出城门，逃往防区。

即便躲进了自家防区，邓锡侯仍然惊魂未定。就在他部署防守的时候，刘文辉那边又传出消息，说是已开出大价钱，要收买他的高级将领，这消息让邓锡侯心里凉了半截。

刘文辉是著名的“挖墙脚大王”，他要挖谁的墙角，鲜有不成功的，如今强弱又如此分明，不等于要未战先败了吗？

邓锡侯便把旅长以上将官召集起来开会，说既然刘文辉死不肯放过我，没办法，我还是下野吧。

讲这个话，邓锡侯是为了测试一下部下的态度：如果你们全都低着头不说话，没反应，那就只好真下野了。

让邓锡侯感到惊喜的是，将领们还都挺够意思，没一个希望他辞职的。

做邓锡侯的部下，那是真的很爽。各师旅防区内的政税收入，一个子儿都不用交到军部，邓锡侯只要求这些师旅长形式上能叫他一声长官就够了。

那他需要开支怎么办呢，成都造币厂归他控制，造币厂造硬币，总是可以赚到点钱的，猴子就靠这个养活自己。

由于邓锡侯无为而治，所属将领都不愿公开脱离他。邓锡侯曾经说过一句话为自己解嘲：“别个坐轿子的，是硬要叫抬轿子的抬起来，我这个坐轿子的，是抬轿子的硬要抬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