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也是三国（第9/12页）

按照这位手下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干不了谁的格局。

“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需作壁上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解劝，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新装备？

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会胳膊肘儿往外拐。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

仗打起来了，戴戡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却也没往里拐——他宣称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只看了两天，渔翁就得利了。

北平的段祺瑞起初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

最好的处置办法，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

1917年4月20日，北平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平。

罗刘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时梁启超和其他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了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就是戴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得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彩球意外地抛到了戴戡身上，他不由喜出望外。渔翁已经得利，就可以让那对鹬蚌住嘴了。

1917年4月21日，戴戡把北平电令告知双方，两边却谁都不肯主动停火。

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什么？

刘存厚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挣一口气，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解决战争的还是战争。

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第一炮就击中会议室，炸断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又追了过来。

当时的大炮，从本身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指哪打哪，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

可再巧也不能这么巧啊，罗佩金脸白了。这时候他唯有寄望于其他滇军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

刘存厚早就防到了这一招。成都巷战的同时，钟体道已兵分两路，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他作战的信心崩溃了。

1917年4月24日，罗佩金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昼夜的巷战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得来毫不费工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明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采的省长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一副就要当家做主的派头。

可是很多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包括在川的进步党。事实上，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肯真正接受北平政府的电令，他们两人一个也不愿去北平赋闲。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刘存厚的川军也拒不撤出成都，守着老防区动都没动过。

张澜虽助刘存厚，但他毕竟是进步党的，为戴戡着想，便亲自来成都晋见戴戡，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你不是有三颗印吗，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又何必如此吝惜？

一场武戏下来，刘存厚累到大汗淋漓，好事却又都跑到了别人头上，犹如护国之役的重现，真是晦气到了极点，这时候如果给他一顶会办的帽子，多少能起到点心理安慰的作用。

可是戴戡不同意，他舍不得。说来说去，还是书生从政，眼皮子太浅。

愤愤然之余，刘存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段祺瑞弃刘用戴，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属于权宜之计，他通过吴莲炬告诉刘存厚：“川事未了，幸勿退缩，中央当做最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