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也是三国(第8/12页)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守皇城。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久,又要倒霉了。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就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

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扔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那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

跟唐继尧一样,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滇军的武器不行,黔军还不如滇军。刚入川时,士兵中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武器。

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瞎。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辙,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

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梁启超、蔡锷终究不像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那么大公无私,而吾国众多隐患也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

岂止刘存厚不服,连罗佩金也认为这个“关系户”无功受禄,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戴戡,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大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戴戡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同时也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还未来省城时,他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师部的大门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又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

渐渐地,戴戡就流露出灰心气短的情绪,当私下闲谈提及蔡锷轶事时,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下去,几乎打算辞职不干了。但是刘罗之间矛盾的激化,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

他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停,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却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劝架,太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