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消费时代的设计（第8/43页）

正是因为人的需求的复杂性，适应需求的工作——设计也就非常复杂。设计绝不是简单的外形美化过程，设计是一项内容繁杂的活动，又与其他企业部门有关，特别与工程技术部门和市场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设计过程当中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造成因为消费者不满意而影响销售结果，有时候还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混淆了两个需求层面的关系，或者不了解其从属性，甚至会产生灾难性的严重后果。英国1950年代生产的世界上最早的喷气式客机——哈维兰彗星型客机（de Havilland Comet）的失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维兰彗星是1950年代初期世界上最早和最新式的民航喷气客机。运行初期的表现堪称性能良好，不但速度快，造型也很美观，与旧式的螺旋桨推进客机不同，具有非常新颖的流线型特点。但在设计时，由于片面强调视觉习惯造成的美观原则，没有把飞机窗根据最佳技术功能设计成圆形的，而是按照建筑的窗口设计方式，把飞机的所有窗口设计成方形的。结果，飞机因反复起降时遭遇大气压力的急遽变化，方形的窗口四角产生金属疲劳，最后导致飞机外壳断裂，终于在1953—1954年连续两次在海洋上空飞行时突然全机破裂解体，机毁人亡。 设计时对于工程问题的忽视，以心理需求满足（好看）而取代物理需求的重要性，把需求关系本末倒置，是造成这次巨大惨剧的因素之一。而这样做，不但没有达到需求完全满足的目的，反而造成服务对象——乘客本身的毁灭。这种严重的后果，促使人们对设计的方法、目的、程序进行认真的反思和研究。

正因为现代工业产品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越来越复杂，而人的具体要求也越来越复杂，所以工业设计师不得不大量研究工程学、人体工程学（ergonomics）、产品符号学（或称产品语意学：Products Semantics）、消费心理学和购买行为科学等边缘学科的知识，也不断发展与企业内部相关部门，特别是与工程技术部门的联系和合作关系。这些新的边缘学科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它们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设计，对于确定设计的目的性，对于为消费者提供实用、安全、方便、美观的产品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学科的应用大大减少了具体设计中的悲剧性差错，对于企业、社会、消费者来说都是有利的。

设计在整个的市场组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设计—生产—销售—使用”这个四步方式表现了设计的引导性地位。大型的产品，如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等，都需要一大批设计人员和工程人员的紧密合作。设计分工日益精细是现代设计的一个趋向，现在已经很少有哪一个设计师能够一个人独自完成一件大型产品的全部设计工作。集团设计是现代工业进步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企业发展迅速，为了在国际竞争上压倒对手，它们都非常注重生产上的品质管理、企业管理、市场促销和设计的提高。这是战后设计之所以日益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哈维兰彗星型客机。

芬兰设计师奥拉夫·巴克斯托姆在1967年为芬兰企业菲斯卡设计的剪刀。

工业设计在战后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它的科学性发展，特别体现在人体工程学的发展和应用上。例子之一是捷克斯洛伐克尼杰利工业艺术学校（Zdenek Nejedly School of Industrial Art）的雕塑家和教员兹德涅克·科瓦尔（Zdenek Kovar, 1917—2004）将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应用于工具的手柄设计上。他在1952年设计出新型的剪刀把柄引人注目，立即引起大量模仿，如芬兰的奥拉夫·巴克斯托姆（Olaf Backstrom, 1922— ）为芬兰企业菲斯卡（Fiskar）在1967年设计的剪刀，把柄的设计就明显受其影响。

工业设计到底应该是完全理性化的、逻辑化的、科学技术化的学科，还是兼而具有科学技术特点，同时兼顾艺术特征的综合学科呢？虽然早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时期，约翰·拉斯金已经提出“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这个提法又为比利时设计师亨利·凡·德·威尔德重申。但是，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技术，以哪个为中心，依然一直是设计实践和设计教育中颇有争论的问题。战后，这个问题仍一直受到企业界、设计教育界、设计理论界的反复论证和研究。

战后现代工业设计的发展逐步形成几个重点：第一个是联邦德国，德国的高度理性化设计以乌尔姆设计学院和家用电器公司布劳恩（Braun）的结合为中心，理性主义延伸到荷兰这些低地国家；第二个是意大利，突出设计师个性化设计方向，主要集中在米兰，个性化延伸到西班牙这些南欧国家；第三个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北欧理性主义和有机形式、自然材料的结合，以丹麦、瑞典、芬兰、挪威的家具、灯具、餐具、纺织品和家用电器最为突出。日本设计从战后的追随西方很快地进步到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汽车、家用电器、办公用品、照相机和视听设备、手工艺品等方面的设计都有重要突破。战后的30年中，这4个设计中心和庞大的美国设计相辅相成，构成战后世界设计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