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7/11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野党不成熟，还是革命造反派的劲头，没有及时将革命党转型为民主政党，不懂得应该坚持和逐步健全议会民主，珍惜来之不易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推动整个国家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也不能够体察民意，按百姓的意愿通过民主、法治营造长治久安的局面，让老百姓利用经济自由发展工商和其他事业，改善生活。历史大反复就无法避免了。

在野的力量当然不止国民党，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民间各种独立自主的组织。清末不是预备立宪吗？是什么力量牵制它，使得清政府要走这条路呢？除掉国外的压力，国内主要是三方面的力量：

一个是商会。国内的经济发展很迅速，商会也相应地迅速增加。到辛亥革命时已经有1000个；辛亥革命后每一年还以100个的速度增加。这些商会都是独立的，刚才讲过都是有力量的。遇到问题，它才不管你政府怎么看，它认为对我做生意有利的是这样，它就发表通电宣布自己的主张。报纸也如实登出来，真正表达社情民意，也跟踪报道政府有何反应，评论这些措施是对还是错。那样就形成很强大的压力。

另外一支是知识分子力量。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结社很容易，办报也很容易。国内外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出来讲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各种各样的主张。知识分子的意见通常比那些商会更厉害、更尖锐。很多很有名的政论家出来了。

再一个是各省的咨议局。虽然不是通过普选产生，但进入咨议局的议员大都是各省很有威望的士绅，维护地方公益的愿望很强。他们的独立性很强，绝对没有当橡皮图章的意识和习惯。他们是清末民初各省政治活动的中心。

这些都是牵制力量。这些力量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有紧密联系，说得准确一点，他们就是构成立宪派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开始组织政党。除了大家熟悉的所谓保皇会之外，1907年成立了“政闻社”，名义领袖是马相伯，实际领袖是梁启超。他们跟国内的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结合起来，领导清末的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声势非常浩大，到后来迫使清政府宣布从原来以九年为期开国会，缩短为五年，在1913年提前召开国会。结果1911年就爆发辛亥革命，差了两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公布所谓“十九信条”（宪法），那是完全符合现代宪法要求的。但是晚了，你早不说，你早半年说，中国就不会闹出那么多事了。不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误国害己。

辛亥革命后，这些牵制力量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清末能够迫使清政府走向宪政道路，辛亥革命后就不行了？一方面国内的商会还在活动，也发表自己的政见，但是它没有进一步组织起来。原来代表他们的立宪派，后来成为“进步党”。但是这个党也走错路。路怎么走错呢？一开始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民众水平不行，文化程度太低，政治水平太差了，民智未开。所以中国不能够搞民主，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其实这个基本判断大错特错了。中国所以不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不能富强，不能现代化，关键在官智未开。执政的那些人水平太差了，太蠢了，没有把制度建设——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保障公民各项自由，看作国家盛衰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在这个地方。梁启超没有觉悟到这一条。所以一开始他就寄希望于袁世凯。他在信中赞扬袁世凯辛亥革命后“指挥若定……功在社稷，名在天壤……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袁世凯则吹捧梁启超：“凡所指导而激励之者，皆荦荦大计，而又切于事情，循诵数四，如豁髳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140 两人决计合作，实行开明专制。

康有为、梁启超最初鼓吹要“虚君共和”，希望保留皇帝，实行共和立宪政治。假如这个皇帝是汉族，比较好办；是满族，多数人不接受，没有搞成。跟袁世凯怎样合作？梁启超1912年从日本回国，袁世凯立即每月给他三千大洋补贴家用。他要求袁世凯出钱办个大报纸，袁世凯也答应了。他认为这样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化解极端情绪，配合袁世凯施政。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报纸没办成，梁启超直接进入政府做官。他要组织政党，袁世凯一出手，就给了四十万；进步党的经常活动经费也是袁世凯给的。这样梁启超走了一条跟政治强人合作的道路。这下完了。

原因很简单：袁世凯这样的强势人物，不可能将实权交给他人。进步党不是执政党，顶多是做做摆设和工具的“参政党”。袁世凯是大权在握的总统。任何人执政都需要监督。当时梁启超是国内外公认最有煽动力的一个政论家。他不做政论工作，不做监督工作。结果另一批力量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人将他们团结起来。问题不是出在他接受袁世凯的钱。梁启超不是出卖灵魂的人。他逃亡日本的时候，日本政府也供给他呀；但是日本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讲话，骂日本政府。日本舆论就说，你梁启超忘恩负义了，当时你逃亡的时候我们供养你呀。梁启超答复他们，那个时候你供养我没错，你认为我是一个爱国志士，所以供养我。假如你供养对了，我是爱国志士，我今天就要坚决反对你。因为“二十一条”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假如我不反对你的话，就证明那你供养错了，你供养了一个坏人。所以接受袁世凯那些钱，他也感觉到心安理得，认为自己不是出卖灵魂。后来的事实证实确实是这样。袁世凯要称帝了，他就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揭露批判非常尖锐。袁世凯知道他要发表文章了，提出来“我给你十万，你不要发这篇文章”，梁启超不答应，不但发表这篇文章，而且叫他的学生蔡锷跑到云南去组织起义。许多讨袁文告都是他写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灵魂是梁启超。但是他觉悟晚了。假如他从1912年开始就做一个忠诚的反对派，团结原来拥护立宪派的那批社会力量，认真监督袁世凯政府，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个监督实际是教育老百姓的过程，也是教育那些政府官员的过程。认真做这个工作，国民的认识、国民的素质就会慢慢提高。不幸，他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走错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