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5/11页）

第一，法律至上，司法独立。“上帝和法律高于国王”。上帝当然不能侵犯，但是法律和上帝一样也是不能侵犯的。不过不是随便制定一个法都合乎这个要求，那不行。你要制定一个错误的“法”，例如剥夺公民应有的自由，那不是真正的“法”，那个叫恶“法”。任何法律必须首先受到自身是不是具备合法性的审查。

第二，法治的属性是限制政府的。政府必须依法运作，在法律之外做事，那不行。首先你的一切作为都要纳入法律范围，法律上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要通过议会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但议会的决议也不能违法，不能违反宪法。如果政府或议会违反宪法，任何人都可告到宪法法院去。不幸，一部中国宪政史，却找不到宪法法院的踪影；多少违法勾当，无法通过法治途径去解决，从而为暴力活动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法治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身权（安全、自由）和财产权（也是一种自由权利）。法律就是为保障这些权利而产生的。公民的自由，公民的私人领域，是政府不能干涉的。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的私人空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这三个要点，是真假法治的试金石。

但是，袁世凯和许多中国的政治领袖、军事将领一样，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大清帝国时代。他认为只要能够将这个国家治理好就行，我可以运用一切权力和办法来治理这个国家。于是，他要求像清代的皇帝一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思想停留在那样一个水平上，经济上起初还可以做点好事，在政治上就不行了；当经济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制为屏障的时候，连经济发展也深受损害。

总的看来，他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典型，认为我主观上为老百姓办事，就可以不管其他了，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人物。20世纪中国这样的人物颇多。面对这样的人物你怎么办？通过革命打倒他，行不行？即使有那么大的力量推翻那些专制统治者，法治和民主、共和制度不健全，上来的那些迟早也会变成这样的货色。这不是个人品德问题，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才是根本。

这样就碰到下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人来监督他、牵制他，让他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政治往往是博弈过程，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这个斗争和妥协不是以某个人的善良还是不善良为转移。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力量对比，是在良好制度环境下的力量对比。当时最大的反对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国民党能不能牵制他？应该讲能牵制的。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一些军队，还有好些地方都督是国民党员，这是一个方面。除掉这个以外，因为革命胜利不久，它的威望是非常高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870名国会议员里面，国民党员占392席，是第一大党（进步党占223席，还有185席跨党分子，70名无党派人士）。那个国会开会时也打架。任何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初期必然毛病百出。贿选、贪污、打架……什么都有。不奇怪，也不要紧，只要有这个制度，加上有言论自由，可以在各方监督下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你这个家伙好事不干，你就打架，你就贪污，还有贿选，我在报纸上揭露你，犯了法，更要依法处理，下次就没人选你了。反复操练、反复较量，慢慢就会走上正轨。全世界的民主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性复杂，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管不好，坏的方面就发作。但是，管得好，制度约束他，纪律约束他，舆论监督他，能够让他变好。不要指望老天发善心，选中一个大好人；这样偶然性太大，太危险了；没有牵制和监督机制，好人也会变坏。希望在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将这些官员们管起来。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国民党完全有条件监督、推动袁世凯这些人走上正轨。你想不民主，你想捣蛋，我就揭露你，通过法定程序监督你。当时的报纸是自由的，揭露袁世凯的文章很多；加上当时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间社会——商会、教育会等等力量很强，并在迅速成长，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牵制力量。假如依靠这些力量，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坚持走维护民主、法治的道路，兵连祸结的中国近代史完全有可能改写。

1913年突然发生一件事：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国民党成立，选出的理事长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一连做出几个错误的决定：

1.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唯一尚待解决的任务是实现民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