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4/11页）

此外，在他做总统期间，他在经济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比清末新政还要做得出色。怎么这样讲呢？

他很聪明，用两个很有名的内行来管经济和财政。一个是周学熙，是官僚子弟，做过两江、两广总督的周馥的儿子；他本身也是大资本家。袁世凯就用这个人。另一个是南通弃学从商发了大财的著名实业家、前清状元张謇。这两个人当然知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在哪里。

他们上台首先抓法治，从立法着手，完善经济立法。在袁世凯统治时间，通过了八十多件有关发展经济的法律，完善了清末新政经济方面的法规。

另一方面抓减轻负担。比如矿山，原来开采矿山，矿山税是25%，到张謇当农工总长的时候，减到10%—15%。与此同时，还废除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一些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办法。原来清末的时候，为了鼓励人们发展经济创办企业，实行这样的一个制度，它也叫专利制度，其实是曲解了。你创办企业，创办以后我给你在这个地区多少年的专营权。比如说在广东办一个纺织厂，那我给你一个十年的所谓“专利”，在此期间其他人不准办同类企业。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把这个垄断经营权废除掉。诸如此类的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大家从中学开始读的教科书，都是这样讲的：中国经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给了中国一个空隙，就发展起来。是不是这样讲？这样讲又对又不对。因为首先它没有讲，清末新政以来建构的经济制度基础。全世界人都不笨，哪一民族都不是劣等民族，盛衰的关键在你的制度，你处在什么制度下。清末新政在制度基础方面就打下基础了，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民族的工矿业一直在上升，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不低吧？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制度基础已经打下来了，整个经济已经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看看财政收入，情况就清楚了。19世纪末，清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七八千万两银子，顶多到八千多万的样子；到了1910年已经三个亿。离开制度基础，这些现象无法理解。

在政治方面，袁世凯有没有建树？也有建树。开始做总统，他是按照当时的宪法——《约法》来组织国会的选举和召集国会。按照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来选举国会议员。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有很重要的一条：坚持军政分开。在大清帝国时期，总督是真正军政、民政一起抓的，所有军事和民政都是归他管的。袁世凯当上总统就坚持军政要分开。他要求都督只管军事，各个省另外设一个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大家上历史课的时候就知道袁世凯要撤掉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李烈钧、胡汉民呀，柏文蔚呀，这三个都督他撤掉。标准答案是此举目的在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解读：他是要推行军政分开。证据是江西、广东的军事还是由国民党人管。同时，后来所谓“二次革命”平定以后，政权已经不容国民党染指，他还是照样推行军政分开。任何现代国家都应军政、民政分开，进一步还应由文官去管军队，让军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如此说来，政治上不能说他没有建树。

袁世凯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的思想停留在清末新政的水平上，不能跟着时代前进。当时中国人政治、经济都比较自由，有的记者就指出来：你看这个总统的那些文告，老是讲现在这些百姓怎么不行，老是教训老百姓，说你应该加强道德怎么的；跟前清那些皇帝的上谕（圣旨）一个样，还是冀图教化子民。不是不要讲道德，而是除了公共道德外，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问题，政府不应随便干涉。我遵守儒家的道德行不行？行。我遵守西方基督教的道德行不行？也行。道德有个人选择问题，政府应该认真实行法治，不应该侵犯私人空间。对那些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或底线伦理，可以按程序制定法律或条例让人们遵守。

中国有个“政教合一”传统。这个教不是指宗教，而是教化。统治者以圣贤的礼教——三纲五常教化被统治者。与此相适应就有所谓“君师合一”。“君”不但指君主，也包括各级官员。“君师合一”，就是各级官长不单管政府该做的事如治安、收税等等，而且管理和教导老百姓的言行要合乎圣贤制定的规范。在中世纪，在前现代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袁世凯在这个地方弄错了，没有想到自己首先要遵守法律，严格遵守法治，而讲法治必须记住三个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