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第5/8页）

夏洛特一直在北京居住。日本人进入北京后，她返回美国加州的伯克利，随身携带了39个塞满其藏品的轮船行李箱。美迪尔·萨尔基西安是古董商和亚洲艺术名誉研究员，长期在丹佛从事亚洲文物经营活动。1977年，在他的建议下，夏洛特的孩子詹姆斯·格兰特和贝蒂·格兰特·奥斯丁，把夏洛特的藏品捐给了丹佛博物馆。

所谓龙袍，是中国皇帝在所有上朝活动中（某些特定场合除外）所穿的正式服装。它已成为很受外国人追捧的藏品。龙袍有马蹄袖，两侧可开合，下摆有切口。夏洛特的藏品征集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包含了许多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清宫服饰。裕德龄公主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的侍女，她对夏洛特的收藏活动给予过指导，向她那位朋友解释过复杂的清宫礼服。今天，在丹佛博物馆的档案中，还保留着夏洛特从两人谈话中摘取的记录。

裕德龄公主的父亲裕庚，曾担任过清朝驻日本和驻法国大使。裕庚夫人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则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商人。人们通常不看好混血儿。但是，即便是极其不喜欢裕庚的罗伯特·赫德爵士，也承认他有很强的社会背景，承认裕庚夫妇的结合是爱情的婚姻。两人常驻巴黎时，他们的女儿德龄和姐姐容龄已经西化，年轻的姐妹俩曾学习舞蹈和表演，分别师从法国现代舞蹈大师伊萨多拉·邓肯和法国女演员贝恩哈特。1903年，裕庚全家被召回国。他的家庭成员继续担任清宫与外国社团之间的翻译和中间人。裕德龄在17岁时，曾入宫侍奉慈禧太后两年。1911年，她出版了一部几经再版的传记《清宫二年记》。除了担任翻译，裕德龄还负责管理慈禧太后的珠宝和饰品。离开紫禁城后，那种经历使裕德龄大受裨益。她曾拒绝慈禧太后让她嫁给某位满族王爷的建议，而是在1907年，与不可靠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撒迪厄斯·科休·怀特完婚，并在六国饭店里面找到了住处。清朝倒台以后，裕德龄继续从事自己的副业，为外国人提供帮助，包括带领他们游览紫禁城和颐和园（据莫里森记述，怀特“作为商业代理经手了不少灰色交易”，包括试图出售奉天清宫的珍藏）。

裕德龄的语言天赋极佳。除了汉语和满语，她还讲日语、英语和法语，为自己赢得了客户和朋友。她的西方客户和朋友包括萨拉·康格、露西·科尔霍恩、夏洛特·格兰特、格特鲁德·巴斯·沃纳（她把自己的纺织品和古器物收藏，留给了俄勒冈大学），以及来访的女继承人芭芭拉·哈顿（当时的麦迪瓦尼公主）。裕德龄协助他们收集清朝官员匆忙出售的东西。据美国作家拉·莫特报道，人们经常看见一群年轻男子团团围住裕德龄，她则像“六国饭店的睡美人”一样滔滔不绝，“非常摩登，非常别致，衣着非常欧式”。裕德龄承认，“在我内心，我是一个在外国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她像变色龙一样善变，根据现实改变衣着打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中国穿上了北京红十字会的一身白色制服。20世纪20年代，她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变成了一位不拘传统的时髦少女。到了美国，她捯饬得像个满族公主，主讲《中国现代妇女》《身在清宫》和《当今中国政治》等时髦讲座。

裕德龄在美国加州，住在伯克利的卡尔登饭店，同时兼任芭芭拉·哈顿的私人研究员。芭芭拉的中国艺术藏品数量在不断增长，她是零售巨头沃尔沃思的继承人。1935年，芭芭拉与第二任丈夫库尔特·范·豪格魏兹·雷文特洛伯爵结婚时，裕德龄和丈夫撒迪厄斯参加了婚礼。幸运的是，1937年4月，裕德龄在日本人入侵北京前离开了中国，还偷偷带走了25箱财物。1939年旧金山世界博览会期间，裕德龄被纪念明信片错误地宣传为“中国皇族最后一位在世成员”。裕德龄装点了自己的“德龄亭”，准备了一间“金銮殿”，以及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让它们穿上她设法抢救出来的宫廷服饰。她本人有一件外套，上面装饰着100只蝴蝶以及与结婚生子有关的吉祥标志。外套目前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据裕德龄传记的作者格兰特·海特·孟席斯记述，那是慈禧太后送给她的礼物。裕德龄的其他物品还包括公主饰物等清宫礼物，在她1944年去世后被拍卖。当时她在伯克利，在去教授中国语言课堂的路上，被一辆杂货店货车撞倒身亡。

1927年，意为“北方都城”的北京更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和平”。当时，蒋介石把首都迁至南京。外国使节仍然留在北京。但是，要与国民政府谈事，就得乘船或火车旅行几天去南京，很不方便。意大利公使评论道：“那种情形就像一位派往华盛顿的外交官，却让他住在伦敦。”此时，北京被降格为省会城市，城里的红墙被涂成国民党的蓝色。一位作家这样描述北京，称那座古都像一位“被废黜的皇后，虽然还穿戴皇后服饰，但已不再徒劳地摆弄姿势，变成了一位家庭主妇”。